[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10-0136-09 自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赤化”一词在中国就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符号，不仅反对国共合作的人用它来攻击孙中山及其国民党，北洋军阀也用它来对抗广东国民政府的军事北伐。①但是，何谓赤化，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其中，北洋军阀认为，赤化就是卖国、乱国，如1926年4月底，奉、直、晋、鲁各军阀在北京居仁堂会盟时声言：“国事糜烂，民彝陵替，实由国际共产党之图赤化我中国也，以言义战，首当讨赤。”[1]张作霖在就任安国军总司令通电中说：“我国野心狡猾之匪徒，拾人唾余，宣传赤化，借不适用之共产说，利用多数贫民，及下流社会之心理，鼓励青年学子，激烈暴徒，以乱我国家，以饱其私壑。”[2]直鲁联军宣讲队在标语中宣称：讨赤即是救国，因为赤党是苏俄的走狗。[3]此外，曾经的革命党人章太炎也持相同观点，他在朋友的信函中写道：“要之，赤化不除，大之则中土悉归他人管领，小之则吾辈为革命党者，非受其缨，即无保全之理。不观苏俄所排斥以为白党者，非俄国第一次革命政府之人物乎？”[4]不仅如此，章太炎还与各类在野士绅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要联合全国各界同志起来“共除国贼”。是以，“赤化”究竟是什么？反赤化的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也许对其言说者来讲，何谓赤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宣传中能够达到丑化甚至恶化政敌的目的。对此，陈独秀曾感慨道：“此时所谓赤化，所谓反赤这些名词，在社会上很流行，几乎演剧上广告上都要用作材料以惹人注意；可是究竟什么是赤，大半还不甚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无意识的随声附和，或有意识的拿做攻击敌人之武器罢了。”[5]著名报人胡政之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说：“打赤化”虽然是一种流行的新标语，但对赤化的含义知道者很少，普通人心目中所了解者不过是共产共妻之说。[6]既然如此，那么“赤化”仅仅是个毫无内涵的名词吗？回答是否定的。根据当时的具体语境，“赤化”即是“苏俄化”，因为赤色政权、赤色国家，不仅是苏俄的自称，也是国际对其的简称或蔑称；不去，当时国民党之所以被攻击成“赤化”，就是接受苏俄的援助、师法苏俄的举措与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因此，一般来说，所谓赤化，就是试图建立一套具有强烈苏俄色彩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遗憾的是，这样的“赤化”，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才真正在中国实行开来，不过此时反赤化的主角已由北洋时期的军阀、政客变成了国民党，而共产党则成了赤化的“罪魁”。如是，作为当政的国民党怎样反“赤化”呢？鉴于题旨所限，本文仅就国民党在苏区的去“赤化”做一必要的探讨。 苏区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建立苏维埃政权或深受中共军事和政治影响的区域。在这些地区，不仅大量流行赤色思想和观念，而且普遍建立赤色武装与革命政权；即使在红军撤离后，中共所播下的赤色火种也依然存在。所以，国民党在军事围剿苏区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要在这些地方完全清除中共影响，确立自己的统治，军事上的围剿与威慑固然重要，但在政治、经济、教育诸方面采取去“赤化”的措施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如其曾明确提出：“故欲求消弭赤匪之祸患，一须断绝其物质上之接济，二须断绝其思想上之流毒。”[7]并且还号召说：“在有匪区域内的同志，于国军进剿赤匪之时，必须察查匪党，侦报匪踪，办理交通，及从事于剿赤宣传；于本地进行清乡之际，则应清查残匪，无使潜伏；于匪类肃清之后，当与政府合力办理善后事项，赈救流亡，恢复秩序，及组织保卫等等工作。”[8]所谓去“赤化”，就是国民党出于巩固或恢复统治并防止赤化的目的，在摧毁或颠覆苏区一切带有赤色性质事物的基础上，试图建立起一种具有遏制并取代“赤化”的制度、法令、思想、生活方式等的过程和行为。可见，去“赤化”不是一句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国民党试图恢复与确立自己在苏区统治所实施的一项复杂的政治活动。 国民党为了表明去“赤化”的必要性，首先，对“赤化”的原因进行检讨。在国民党看来，苏区之所以被中共赤化，其原因固然离不开武装暴动，但更离不开当地民众的贫困与无知。如国民党中宣部在《为剿灭赤匪告同志书》中分析道：“查赤匪所以聚啸日众浸成大患的原因，实由于农民生活艰难，知识薄弱，致多受赤匪的诱惑与胁迫，而各地的盗匪流氓，又以臭味相投，相率入伙；故匪势蔓延日广，为祸日烈。今日剿匪的要务，一方面固在合围兜剿，歼其首要，并招抚被胁农民，以减消其暴力；一方面尤应着手于根本的救济，绥靖农村，改良农民生活，以做釜底抽薪之计。”[9]张学良也在反思中共壮大原因时说：“近几年来共产党闹得很厉害，并不是共党有什么大力量，是因老百姓痛苦太甚，共党一声号召，大家便盲目的跟着走，好像一个人病得难受，没有办法，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医生，可以治好他的病，他自然要跟着他走。现在共党毒焰虽然是压了一点，彻底解决还没有做到，大家要知道正本清源的治匪，不是决就一个剿字用功，就可以做到，最要紧的是解除老百姓的痛苦。”[10]显然，国民党认为，苏区经济文化落后，为中共赤化提供了可乘之机。对此投降后的原红军高级将领孔荷龙在向国民党陈述如何“剿共”报告中佐证道：“现在文化落后，群众知识幼稚，共产党就利用这个弱点，来打土豪，来麻醉群众。而群众无知无识，居然受它的欺骗。”[11]孔荷龙的报告，尽管有恶意丑化中共讨好国民党的成分，但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国民党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