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6.004 政治学为民国显学，为各派学者共同关注，各种论著的涌现如雨后春笋。这缘于政治学在民国时期所富有的社会实践性。民国时期变动不居、矛盾激烈的政治局势，导致此学科在时人眼中有着比其他学科更独特的功利性价值。同时，就其学术方面言，民国时期亦为中国政治学之发轫期。中国政治学虽兴起于清末，但真正形成系统的研究范式则在民国时期①。民国学界所讨论的政治学研究范式，一改清末仅以日本为学术资源地之状况，而由欧美学界直接引入。然而，作为中国新学术资源地的欧美政治学界，亦非铁板一块。盛行自由主义的英国既与盛行国家主义的德国不同，美国学术与欧洲学术亦有相当差异，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又异军突起。民国学者基于不同学术背景与政治立场，面对欧美相异的政治学理论，自然取舍各异。故通过梳理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学论著，系统清理民国学界基于各自政治立场而对政治学研究范式所具的不同取向，应为一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 一、民国政治学的流派与科学国家学观念的歧异 政治学强烈的社会实践性导致两方面结果：一方面，此学科较早即引起中国学界重视，在清末即出现若干国人自撰政治学论著②，民国成立后，政治学论著更种类繁多；另一方面，各政治派别均将政治学视作政治斗争工具，大力阐发符合自身政治目的的政治学理论，导致民国各种政治学论著政治倾向泾渭分明。 单就学术研究而言，致力于引介欧美政治学理论(虽广义欧美政治学理论亦可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但笔者此处所言欧美政治学理论主要指西欧、北美等地学界阐发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欧美派学者显然构成民国政治学界中坚力量。此派学者主要以教学和科研为职事，其理论倾向虽有不同，但均以学术为目的，而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此派论著中，1923年2月张慰慈撰《政治学大纲》、1930年2月高一涵撰《政治学纲要》极具示范作用。前者被诸多政治学论著广泛征引，如张天百于1928年12月所编知识普及读物《政治学纲要》即大段引用此书内容；后者出版后曾畅销一时，高一涵在《三版序》中即称，“这本书居然在一个月内消了两版，真是一件意外的事”③。不过，《政治学大纲》实为张慰慈与高一涵在北京大学的合作成果④。且此书主要引述美国学者基特尔(R.G.Gettell)在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任教时出版的《政治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1910)内容⑤。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任上海法政大学(1929年更名为上海法政学院)、中国公学等校教授的高一涵以《政治学大纲》为基础，并参考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教授高纳(J.W.Garner)《政治科学与政府》(Political Science and Government，1928)新撰相当内容，出版《政治学纲要》⑥。由在中国学界影响甚大的《政治学大纲》和《政治学纲要》主要参考美国学者基特尔和高纳著作来看，美国政治学研究范式对中国学界影响不容小觑⑦。实际上，20年代末30年代初为欧美派学者出版政治学著作的高潮期。在此时期，诸学者编撰了不少政治学普及读物。其中，朱采真先后于1929年5月和1930年8月出版的《政治学ABC》和《政治学通论》较有影响。此时期诸多论著系以教学讲义为基础编成，如陈筑山于1928年5月以其北京法政大学、朝阳大学和民国大学(1931年更名为民国学院)讲义为基础出版《最新体系政治学纲要》，任和声于1929年12月以其山东省立民众教育学校讲义为基础出版《政治学概论》，李剑农于1934年11月以其武汉大学讲义为基础出版《政治学概论》，王希和(河南大学教授)于1936年3月以其河南省政府及绥靖公署公务员学术研究班讲稿为基础出版《政治学要旨》(他又于1947年12月以此为基础出版《政治浅说》)。抗战时期，欧美派学者亦出版不少论著，如先后任广西省立第十一和第五中学、桂林西南商业专科学校校长的廖竞存于1939年1月出版《青年政治读本》，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原清华大学教授陈之迈于1941年4月出版《政治学》，佛学理论家黄忏华于1946年9月出版《政治学荟要》。 从20年代至40年代，国民党各类军事学校编印了不少政治学教材。黄埔军校系统(先后称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材为其大宗，如1926年12月潮州分校教员汪毅撰《政治学概论》、1937年3月该校特别训练班编《政治学概论》、1939年2月陈颐庆撰《政治学教程》、1940年12月杜久与张又新合撰《政治学教程》。柳克述于1938年12月出版的《政治学》亦属黄埔军校教材系统。柳克述编此书时虽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但他此前曾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且此书作为国民党军事学校战时政治教程出版。此外，重庆陆军大学曾于1944年印行该校政治教员蔡惠群撰《政治学讲义》。这些教材均以灌输国民党政治理论为鹄的。如杜久、张又新《政治学教程》编纂体例即强调“以三民主义为依归，以期思想统一，意志集中”，培养学员“忠党爱国之德性”⑧。不过，桂系南宁第四集团军干部政治训练班于1936年4月所印李一尘撰《政治基础知识》对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有所阐述，认为国家是“社会的发展到了私有制度的确立，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这两个社会阶层对立的阶段中，然后它才发生出来的，也必然发生出来的”⑨。 不少国民党党政系统成员亦致力于编撰政治学著作。CC系成员邱培豪和蒋静一先后于1930年1月和1935年6月出版《政治学问答》和《唯生论政治学体系》。邱培豪于20年代末任《湖州月刊》主编，受陈果夫、陈立夫、潘公展等指导。蒋静一自1931年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在其著自序中称陈立夫《唯生论》对此书影响“甚大”⑩。其他国民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亦编撰不少政治学著作，如时任广东连县县长的黄开山于1932年12月出版《政治学的诸重要问题》，曾任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的邹敬芳分别于1931年10月和1933年4月出版《政治学概论》和《政治学原理》，先后任湖南省教育厅图书审查股股长、湖南省民政厅视察的马璧于1940年8月撰成《三民主义的政治学》，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的陈顾远于1948年2月出版《政治学概要》。这些论著多强调以三民主义为理论指针。马璧在序言中即表示，其书“要想把中山先生的政治学说深切著明的组成有科学系统的书籍，有别于其他立场的政治学”(11)。 诸亲国民党学者所撰政治学著作虽不像国民党政治理论宣传者那样以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挂帅，但字里行间透露出明确的政治倾向。萨孟武于1928年任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编辑部主任，1930年后长期担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40年代后期任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其政治学著作主要有《三民主义政治学》(1929年7月初版)、《政治学概论》(1932年6月初版)、《政治学与比较宪法》(1936年8月初版)、《政治学原理》(1944年4月初版)、《政治学新论》(1948年7月初版)等。杨幼炯在20年代末以后历任中央大学和上海法政学院、中国公学、暨南大学教授，于1935年5月出版《政治学纲要》。他曾申明，“自信始终以书生致力于党的文化宣传，未尝间断”(12)。罗敦伟虽在三四十年代大力宣扬统制经济和社会主义，但其政治观念倾向于国民党。1931年4月，时在北平大学讲授政治学课程的罗敦伟出版《社会主义政治学》。他试图以三民主义阐述“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在弁言中表示自己“自始至终是真正的三民主义者”，“用民生史观立场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敢说是一件甚要的工作”(13)。北平民国学院教授赵普巨似亦可归入亲国民党学者之列。他与陶希圣关系密切。他于1932年9月出版《政治学概论》，请陶为之作序。陶希圣在序言中称，政治学著作不仅应解答国家问题，还应解答帝国主义与革命问题，“这些问题在流行的政治学书里和传统的学校讲义里得不到解答”(14)。赵普巨与陶一样，深受唯物史观影响。如他认同阶级分析国家观，认为“关于国家本质的解释，此说算是最透彻了”(15)。此外，亲国民党学者编撰的政治学论著尚有王诗岩于1929年6月出版的《新的政治学》、李圣五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时于1932年11月出版的《政治学浅说》、虞棠于1933年10月以其广州法学院讲义为基础出版的《新政治学大纲》、桂崇基于1933年12月以其广东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讲稿为基础出版的《政治学原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