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5-0086-07 妇女教育，作为中共战争与革命时期动员妇女的一种手段，充分调动了妇女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也使处于农村社会边缘的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启蒙，这对中共政权在广大农村获得牢固的群众基础以及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有着巨大的作用。近年来学界对根据地妇女教育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这些论著多受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影响，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缺少对乡村民众真实的反馈以及中共政策调整的描述，在将传统与革命的互动立体地展现方面稍显不足①。本文运用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和社会性别理论，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解析，力图展现战争与革命状态下华北地区乡村女性接受教育的图景。通过凸显妇女群体内部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捕捉她们的经历，追寻她们的历史，探寻革命与传统的博弈。 一、中共的考量与实践 1939年《中共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强调，“抗战建国的大业，假使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积极参加，成功是不可能的。”[1]P31正因为看到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潜力，中共非常重视对该群体的组织与动员，但妇女教育程度偏低的现状又令动员工作举步维艰。 抗战前，华北乡村民众文化水平低下，文盲众多。就农村妇女来说，情况更为堪忧。据1937年冀中、冀西的调查显示，女子上学的占比较低。安国17.4%，深县8.8%，饶阳仅为4.2%。[2]P284抗战前的阜平县全县19万人口中，上过学的妇女仅有70多人，还都是些城镇富裕家庭子女。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更是凤毛麟角。在距县城较远的西部山区则根本找不到一个上过学的妇女。[3]P237栾城县寺北柴村，女子上学率为零[4]P14；饶阳县五公村妇女中仅有3%接受过正规教育。[5]P99文化水平不高，领悟能力有限，加之“女子无才便是德”“牝鸡不司晨”等传统观念的大行其道，加剧了农妇的“无知”及对国家命运与民族前途的漠不关心。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妇女抗日，华北抗日根据地各县区以行政村为单位，在时局稳定时进行妇女教育。如晋东南地区第五行政区在一个月内便成立了99个识字班；冀中一半以上的村子都开办了识字班；晋察冀地区办妇女冬学1156所。[6]P370由于环境不同，各地识字班、冬学、民校的数量略有不同。如1939年定襄县一、二两区大多村庄已建立起妇女识字班，三、五两区因恶劣环境所限只有识字组。[6]P381-382组织主体也并不确定。有的是妇救会办的，有的是由妇救会、青救会、文救会联合筹建的。[6]P370，[3]P237 妇女教育的内容不仅包括文化与日常用字的学习，还有对抗日救国道理、救亡形式以及中心工作的宣传。一些与妇女切身攸关的权益也是妇女教育的主要内容。如什么是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怎样才能实现解放及平等、妇女生理卫生、妇幼保健常识等。除了文化教育和政治宣传外，对妇女身体的训练也囊括其中。 妇女教育采用的教材，大都是《识字课本》《妇女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有些村庄开始时没有教材，以形势教育和教唱一些抗日歌曲为主要内容。[7]P129后来使用的识字课本多是由各级妇女干部编制，但并不统一。所需教师，一般由村小学教师或有文化的妇女担任，有条件的村庄聘请村中对教育工作热心的人士担当。[8]P129有的县识字班教员奇缺，以妇救会为代表的妇女组织通过三种方式积极寻求人才：1.举办各种短期师资训练班；2.妇救会干部边学边教，逐渐成为教员；3.动员在校的中小学生利用中午和晚上的闲暇时间给识字班当教员。此外，各地识字班上课时间不一，一般都是隔一天或两天上一次课，多实行半日制，敌人不来时集中学习，敌人大扫荡时分散到学习小组活动。 二、受教女性的差异 面对中共的妇女教育活动，华北乡村社会并非如一些研究及资料所呈现的那般群起响应，接受过程也并不是一个“政策——效果”的线性过程即可简单概括。处于不同生存环境下的乡村女性，对新的教育形式、内容以及中共干部的动员也有着差异性的因应和选择。 (一)可见利益之趋 参加教育活动的多是接受新事物的意愿和能力较强的青年妇女。如山西栗城县口则村愿意上课的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她们都不受家事所累，求知心浓、记忆力强。[9]阜平县城南庄学习较好的也是青年妇女和没有小孩的壮年妇女。[10]就阶层来看，受教妇女多是中农和富农家庭出身。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提到的河北鹿泉县暖水屯村“无忧无愁的媳妇们和姑娘们”便来自上述家庭。[11]P278冀中饶阳六区12个村的统计显示，中农、富农家庭的妇女参加识字班的人数占绝大多数。[12]P141榆社县桃杨村妇女参加识字班的也多是中农。[13]贫农不参加的原因，多是担心自己因穿着不体面被嘲笑或怕耽误了自家生产劳作。[14] 妇女接受教育的动机也各不相同。一是因无文化的掣肘，下决心学文化。北岳区的马青花家境贫寒，因不识字无法与常年外出的哥哥和父亲通信，为此她开始学习。肃宁县生产模范吕桂荣在织布组里因不识字、记账不清晰，遂下决心努力学习。一名叫郝玉城的妇联主任，因不识钞票花错了钱，主动要求学习。[6]1743，749，757二是为了摆脱家庭的束缚和生活的牵绊。暖水屯村上识字班的姑娘们“脱出了家庭的羁绊和沉闷，到这热闹地方来，她们彼此交换着一些邻居的新闻，彼此戏谑，轻松的度过一个春天”。[11]P278三是为求得各方面的彻底平等。如涞水县一些农妇分到土地后，经济和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她们认为若要平等必须多识字。该县河东村9个妇女加入了初小，郑家柱村20多个青年妇女，从土改后每天都在学识字。[15]四是出于对婚姻问题的考虑。如阳城县匠礼村的吴小花与丈夫感情不好，她试图通过到村外学习达到离婚的目的。同村的小乙对丈夫“不精干”的长相和负伤的身体早已心存芥蒂，军人的身份更令她深感离婚不可期。外出学习成了她暂时忘记婚姻不幸的寄托。[16]此外，有的年轻女性将学习文化当成嫁干部的敲门砖，抗属则将其看作婚姻的保护伞。还有的妇女怀揣当干部的梦想参加学习。[15]也有的女性接受教育是“受了家庭的指使，好多知道些事情”[11]P310-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