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6)-09-0065-12 宣传工作是共产党人最为擅长的领域之一。中共创建初期，虽然党员数量与整体规模并不出众，但在宣传领域投入大量精力。这不仅与当时中共自身的处境相关，也与对开展革命方式的认识相关。如同中共中央1923年的一份文件所强调：“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①。从某种意义上说，宣传工作甚至是中共证明自身组织存在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建党初期的许多重要党员都是宣传精英，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中共很重视并善于利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纪念日进行政治宣传。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在国民党内外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在此前后，围绕这一事件，中共发起了一波集中的宣传攻势，不仅制定了明确的宣传主题，统一了宣传口径，而且布置了比较详细的实施步骤与具体的操作方法。既往一些研究者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在论述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尚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有待继续深入挖掘。②本文拟选取孙中山逝世前后中共的宣传活动这一典型个案，希望借此检视中共创建初期的革命方式与策略问题。 一、中共创建初期对孙中山的基本态度 中共创建后不久，即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开始谋求与国民党的合作。随着两党交往日益频繁，共产党人与孙中山都在观察着对方。在不同的阶段，针对不同的事件，中共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认识与评价不断变化，时好时坏，而孙中山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也很复杂，甚至有前后矛盾的不同表述。 中共虽然建党时间不长，组织规模不大，但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在党员心态上对国民党并不落下风，甚至还有一定的优越感。对于当时的老牌大党国民党，一些共产党人把其归入早已落伍的“辛亥一代”，对孙中山本人的认识也并不一致。中共一大就围绕这一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据与会代表陈公博回忆说，有的党员认为：“国民党的政纲中虽然显露出若干错误的观念，但它多少还代表着当时的新趋向，而孙逸仙提倡的公共福利原则，也类似国家社会主义。”另一位与会代表包惠僧则指出：“共产党与孙逸仙代表两个完全相反的阶级，两者之间是无法妥协的。因此对待孙逸仙应该与对待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厉害点，因为孙逸仙仅凭其煽动能力，根本拒绝群众于门外。”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对于孙逸仙的主义采取批评的态度，但对某些实际而进步的行动应加支持，惟不取党与党合作的方式。”③ 因此，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陈独秀明确表示反对。陈独秀的主要依据是：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联合军阀，“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在广东省之外仍被视为“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等等。④中共早期党员郑超麟也在回忆录中提到：大多数党员都把国民党看作是“老朽不堪”；大家当时的认识是，加入国民党，就意味着共产党退化。⑤从上述内容可以判定，早期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观感应以负面为主。⑥ 不过，在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下，作为下级的中共仍在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上通过了关于联合国民党等革命党派，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当中共确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后，对孙中山的评价也相应发生改变。考察这一时期共产党人的相关言论可以发现，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贯穿其间：孙中山已逐渐改变从前只专注于军事斗争的行为，开始注重联合民众；国民党虽仍有许多缺点，但正慢慢改正，是“民主联合战线”的重要组成力量。一个典型例证是，当1922年8月陈炯明驱逐孙中山时，胡适认为前者的行为是“一种革命”，是要“造就模范的新广东”，不能用“悖主”“犯上”“叛逆”等“封建时代的贵族的旧道德观念”来评判，而后者固执于北伐，属于“倒行逆施”⑦。此时，李大钊作为朋友专门致信胡适，告知：“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⑧ 李大钊的这种认识应该和他与孙中山在上海会面的结果有直接的关系。孙中山在陈炯明发动兵变后，于8月14日离开广州抵达上海，陈独秀、李大钊曾分别前往拜访。可以推测，他们之间的会见是融洽的。李大钊后来曾在《狱中自述》中描述：“先生(指孙中山——引者注)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⑨几天后，在国民党元老张继的介绍下，由孙中山亲自主持，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后来，陈独秀也致信蒋梦麟、胡适，再次提及：“中山近日颇有觉悟，已切言专力军事之错误，方努力谋党之改造。”⑩与此同时，蔡和森也在《向导》上提醒福建民众：“切不要把国民党的武力与军阀式的武力视同一律”(11)。 1923年4月，瞿秋白再次延续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孙中山这一时期的评价，指称：孙中山“屡次尝着依赖武力革命的滋味，如今方觉悟平民群众之能力”(12)。陈独秀也在此时表示：“孙中山这个名词，在历史上是为民主革命向北洋军阀奋斗而存在的”，“代表民主革命的新势力。”(13)李大钊则在与《北京周报》记者的谈话中称：孙中山为“我们革命的先锋”和“中国革命的老祖”；国民党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如果对其进行适当改良，仍可以担负改造中国的使命。(14)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通过机关报《向导》的报道表明：在青年学生中，孙中山的形象也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向导》上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称：“年来国中的青年和觉悟的知识阶级，也觉得把旁观的态度——视孙先生是一般的政客军阀，视救国的奋斗为争地盘的把戏——开始抛弃；渐渐地回转头来，倾向于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