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产生深刻影响的理论“他者”。它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理论话语体系，从问题意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观点结论等，改变了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方式甚至话语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国文艺、文化现象与问题的发现、理解和阐释，重塑中国问题、中国形象。如果说前者的问题在于西方文论“从理论到理论”的挪移与嫁接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从经验到理论”的迂回与进入；前者主要发生在理论话语体系内部的“异质性碰撞”，后者则是弥散在批评话语实践场域的“溶解性侵蚀”。因此，正视西方文论对中国经验的阐释及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不可缺失。 一、内在的异质性：定义“中国经验”的三个角度 进入具体问题的讨论，首先就是对“中国经验”的界定。“中国经验”在正式成为学术术语之前已经被广泛地、未加明确界定地使用了。如成中英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经验”的使用，“《易经》是中国最完整地把语言和思维结合在一起的系统，也是中国经验最原初的形态。”①这里的“中国经验”还没有被赋予明确的内涵。直到20世纪末，“中国经验”还只是一个模糊而笼统的词语，表示与具有明确主权边界和文化属性的、与中国相关的经验和现象。后来这种局面开始改变，2001年，《电影艺术》发表了陈犀禾的《两岸三地新电影中的“中国经验”》一文，“中国经验”被用来描述“三地电影本出一源，他们都植根于同一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和电影传统(1949年以前的上海电影传统)中。但由于1949年以后政治和社会的分裂，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②其“中国经验”内部的复杂性开始呈现出来。近些年来，“中国经验”开始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广泛使用的概念，内涵并不确定，意义也并不单一，往往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成为对“中国崛起”这一国际性议题的回应方式。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经验”最初源自美国《时代》周刊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的一篇调查论文，并用以描述中国崛起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经验与特点，包括“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③很明显，雷默的主张是要将“北京共识”确定为一种有别于建立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华盛顿共识”的全新模式。该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国际学者的广泛讨论和争议，中国学者比较倾向于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或者“中国经验”来修正和淡化与“华盛顿共识”相提并论的表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验”再度成为极为重要的概念受到关注。 那么，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设中如何确定“中国经验”的定义呢？在我看来，首先要区分“具有中国性的经验”和“发生在中国的经验”。“具有中国性的经验”是中国经验的内涵，“发生在中国的经验”则是中国经验的外延。前者是狭义的中国经验，后者是广义的中国经验。任何界定的概念一定是内涵和外延的结合，不能只强调一端。其次，还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性”本身也是一个不断获得重新阐释的概念，是一个具有流变性的体系。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本身确实是一种西方理论，但经过一百多年的中国化历程，尤其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将之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中国的文艺理论家继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观念体系丰富和发展出新的文艺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具有“中国标识性”的文艺理论了。英国学者莱恩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中专门有一章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要讨论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还有胡风、浩然和江青。④虽然被西方学者所接受和认可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学者自己认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定差异，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具有了可识别的中国性特征。最后，“中国经验”一方面是基于本土文化自然生长的结果，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也是由各种理论观念建构的产物。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经验”问题时，不能简单视之为不言自明的客观物，而应该在时间、空间和观念、价值的多维视野中予以辨析和确定。“中国经验”既是客观存在的、有待发现和阐释的现象，也是通过理论的烛照，不断被重新发现、重新阐释的产物。 在对“中国经验”进行界定时，最麻烦的是如何确定“纯粹的中国性”问题。在此，基于差异化的二元区分方法碰到了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形成基于中西二元对立和文化比较对“纯粹中国性”的强调，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的表述最为经典：“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⑤杜亚泉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中所概括的“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膄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⑥也是这类二元思维的结果。这种思维确立的逻辑起点在于中西文化基于彻底隔绝的各自封闭性的生长，如果这一起点用以描述1840年之前的中西方文明的发展，还略说得过去，但用以概括中国近代以来“千年未有之变局”，尤其是分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现代中国文化变迁，这种二元思维就基本失效了。构成对中国这一百七十多年来社会和文化转型最大影响的力量来自“西方”——既包括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脱亚入欧”的俄国和日本，简言之，就是“现代性”作为一种异质性力量对传统中国的强行灌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