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管理”角度出发，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调整经济结构，按照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对社会资源有效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注重有效供给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市场资源配置的关键举措，是促进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财政绩效审计要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思路，突破传统思维方式，通过优化财政绩效审计资源配置，创新财政绩效审计模式和方式，更好地发挥财政绩效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监督作用，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发展 “供给侧”经济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萨伊定律”的提出和发展，而随后凯恩斯主义对其否定；到20世纪70年代，“供给学派”重新兴起，实现了历史上“供给侧”的第一次“螺旋式上升”式的复辟，然而很快又湮没在“凯恩斯主义复辟”的浪潮中；直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供给侧”学派又以“供给管理”的新特点，重新回归至举足轻重的位置。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比如Alexander Gerchenkron（1962）提出了著名的“落后的优势”理论。他认为相对的经济落后并非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仅是一种劣势，相反，它有一种相对的潜在优势，即落后国家可以直接学习相对发达国家的优势，拿来为己所用，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M.Levy（1996）在后发优势理论的基础上，从现代化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拓展，从认识层面、制度层面、技术层面、路径层面、合作层面5方面阐述了后发优势。Abramoitz（1989）认为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具有一种潜在的迅速增长的可能性，不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单位资本收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都呈反向关系。Brezis、Paul R.Krugman、Daniel Tsiddon（1993）以对18世纪英国超过荷兰、19世纪末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等发展实践的考察为切入点，说明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可以跨越某些技术阶段，提出了著名的“蛙跳”模型，即某项技术落后的国家通过学习先进技术而实现“蛙跳”的过程。Robert J.Barro（2010）把经济赶超称为“技术扩散”，他认为对研究成果的模仿和实施比创新更便宜，所以追随经济体等同于追赶上领先经济体。这些都是合乎逻辑地关注供给侧的技术创新供给分析，为不断创新的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提供了有益参考。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对“供给侧”改革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逐渐凸显。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标志着我国在“供给侧”实践方面开始推进。强调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由“需求侧”向“供给侧”改革转变，是中央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变化形势，用改革创新推进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矫正基本要素配置不合理的情况，注重供给结构对社会需求变化的适应性，通过扩大社会有效供给满足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而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思想。从短期战略目标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重为了解决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社会经济发展瓶颈问题；从长期来看，就是要通过“供给管理”的改革战略思想，落实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经济发展理念。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财政绩效审计的内在联系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来看，“十二五”时期社会经济表现出“需求不足”，实际上是需求与供给脱节造成供给与需求不对等的经济现象，为此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核心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财政绩效审计角度来说，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加强审计监督的质量和效果，对“供给管理”将是有力的“助推器”。因此，中央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绩效审计应把握好历史改革机遇，注重绩效审计与供给侧改革思路相契合，加强财政绩效审计的效用管理，发挥财政绩效审计的监督作用，从“供给管理”角度提高企业产出的质量，全面提升我国产出要素的生产率。 （一）财政绩效审计控制产能过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供给管理”，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目前这些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低质量、高能耗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国有企业，获取了大量财政资金，但是对社会的贡献度并不与之对等。因此按照绩效管理要求，要对这些财政资金做到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监督管理，在进行审计时，根据绩效管理的特点对财政资金使用的整个过程发挥审计作用，分析财政支出项目在产能项目中的利用率和能耗情况等财政数据信息之间的关系，关注财政资金在产能过剩项目中的成本效益情况，严格把控质量环节，建立有效的产能过剩退出机制，改善市场供给质量和效益。这就要求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审计调查，出具的审计报告结论注重效率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