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6)04-0090-10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中共领袖之一的李大钊是一位重要人物。谈李大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为，首先要了解他与孙中山的关系。由于中共从成立之日起便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身为中共负责人之一的李大钊，其思想、活动，既要随着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苏俄)对华策略的变化而调适，同时作为一个跨党的重要干部，他还要满足中共党内同志的愿望与兑现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所提出的要求。凡此，实际上都离不开他与孙中山的关系。本文要旨，即在梳理国民党改组前后的孙李关系，以概见20世纪20年代之初中国政治变局之一斑。 在1922年8月底以前，孙中山与李大钊并无任何交往。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李对孙早已有深刻印象。1912年，23岁的李正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12月，北洋法政学会成立后，李与同人翻译了当年10月出版的日本人署名复堂学人(中岛端)的小册子《支那分割之命运》，予以驳议数万言，题为《〈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李任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负责统筹全书的翻译、写作与出版、发行。原书有《孙逸仙之月旦》一节，极尽丑诋孙中山，“驳议”予以驳斥。其中驳所称辛亥革命与孙无关谓：中国之革命“种因于二十年前，而卒收光复之果者，中山也，何言一事无成?”又驳斥孙乃“所谓幸运儿者”，指出“逸仙实造时势之英雄”。“驳议”揭露该小册子挑拨孙袁关系“煽动吾国内讧”的险恶用心。又谓：“中山退隐，高洁之怀，天下共见。乃(中岛)挑拨之不足，又从而诬之，吾无如尔何，吾惟有以人头畜鸣目之而已!”在该节最后的“译者曰”中归结指出：“夫孙氏倡革命于举世不解共和之日，莽莽神州，一身无所寄，流寓海表，辛苦备尝，二十年如一日，遂有多数党人连翩而起，言孙之言，行孙之行，以与人道蟊贼穷凶极恶之专制政体抗，停辛伫苦，踏白刃而不辞，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平等路如砥，自由苗而茁，中华民国乃见于东亚大陆。”“有孙氏，乃成其为民国，乃成其为共和国。”①上述评论写于103年前，其指陈孙中山对领导辛亥革命、推倒清王朝的作用及随后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职位让袁的行谊，其评点之准确、到位，与今日学界普遍承认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缔造者的历史定位，别无二致。应当是基于此种认识，才有日后李大钊真诚地与孙中山从事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局。 李大钊所治为法政，故对政党政治与政论深具情感。1912年冬，他加入了陈翼龙的中国社会党。次年4月，与同学郁嶷等编辑《言治》月刊。同年夏，李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随后进京，通过孙洪伊结交进步党人汤化龙，办《法言报》。1913年冬，得孙、汤资助，赴日本留学，进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至1916年5月辍学返国，“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②7月中旬，李大钊返抵北京，汤化龙请他主编《晨钟报》(后改名《晨报》)，后任汤化龙的秘书。这个阶段，李大钊交往较多的是白坚武、孙洪伊、张继、王法勤(励斋、立斋)、章士钊等人。其中，与法政学校的同学、直隶三河人白坚武尤为莫逆，1922年的孙吴共三角关系，多赖白氏从中联络。1917年1月28日，李大钊在京编辑新创刊的《甲寅》日刊，在该日刊及《言治》、《新青年》等刊物上频频刊载政论。是年8月中下旬，由白坚武介绍，李大钊曾赴南京一行，会见江苏督军李纯。11月11日返京，前一晚仍与李纯接谈。据《白坚武日记》记载，李赴南京，“系代表某君有所接洽。”③具体情况如何，未记。揆其人事关系，似系某方欲借李以沟通直系。1918年1月，李大钊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与孙中山情况相似，李大钊也十分注意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及其后续进展。据林伯渠在《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中记述，1918年3-4月间，李大钊曾几次寄信给他，详细介绍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7月，李大钊在《言治》杂志刊登《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认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④10月15日，他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刊出《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值得一提的是，9月间，他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月薪十七元。10月中，又介绍毛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他本人则在11月间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中宣传俄国革命的伟大意义。 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的思想和行动愈来愈激进。1919年5月4日，他参加了当日的游行以及援救被捕学生的请愿活动。次日，他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同月，他在《新青年》第6卷第5、第6号上，连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8月17日，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发表致胡适信——《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布尔扎维克主义，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必要性”。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