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4年，我国将12月13日确定为首个国家哀悼日，从根本上确立“南京大屠杀”作为国家创伤事件的重要性质。此前，“南京大屠杀”在国内外均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国内，20世纪80年代前，“南京大屠杀”未被公开祭奠，相关信息极少进入公共话语。国外，日本作为加害方，以否认事件为基调。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前也鲜有提及。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第一次将国际舆论和相关学术领域的目光引向“南京大屠杀”，触发较广泛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以史实探察为主，也涉及集体记忆研究。一些议题被共同关注，如：事件真相如何?它为何长期被“遗忘”?它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本文的重点在于第二个问题，即“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问题。 中国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研究多以民族-国家角度切入，重点分析中国“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历史变迁，研究其背后的动因。国外则多对中日两国的集体记忆进行比较分析，基本上没对非事件相关国的记忆进行研究。然而，“南京大屠杀”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超越了事件直接相关国的边界，是应当用人类整体道德观和情感来审视的创伤性事件。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表征和记忆，关系到其意义能否真正得到世界认同。因此，本研究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置于全球传播语境中，力图呈现“南京大屠杀”记忆的世界面貌。 高度媒介化的社会，集体记忆依赖于大众传播媒介，或通过媒介进行表征，或通过媒介进行建构。因此，可通过媒介如何表征记忆来观察和理解集体记忆。本文主要运用媒介记忆理论、创伤记忆理论和框架理论，考察各国媒体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分析不同国家“南京大屠杀”媒介记忆的差异。 二、理论、假设与研究方法 (一)媒介记忆、创伤记忆与记忆的框架 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是一种创伤记忆，而日常生活中大众媒介在形塑当下集体记忆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因而媒介记忆和创伤记忆为本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持。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在一定的框架中建构出来的，记忆的框架理论构成本研究的第三个理论来源。 媒介记忆研究大致经历两个阶段，持三种基本观念。第一阶段始于人类开始记忆研究。基本观念为：媒介是记忆的中介。研究重点为记忆的各种中介(口语、文字、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当下的热点是数字媒介。第二阶段发生在媒介化社会。此期发展了两个基本观点：(1)大众媒介是记忆的场所；(2)媒介是参与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力量。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媒介记忆研究在此阶段发展起来，即将媒介作为媒介化社会集体记忆表征与建构的主要场所，观察、探究各种力量如何进行记忆的协商与争夺，重点考察媒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莫迪凯·雷格(Mordechai Neiger)、奥伦·梅耶斯(Oren Meyers)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其在场和影响仅能够通过它们持续不断地运用被识别。没有公开表述就没有‘集体记忆’，因此，许多记忆研究聚焦于公开表达的各种形式，比如仪式，庆典和大众媒介文本。总之，集体记忆是一种固有的媒介化现象。”①本研究秉此传统，将媒介报道文本视为具有表征和建构大屠杀集体记忆功能的媒介记忆，考察其在全球语境中的实践。 从研究领域看，创伤研究从关注个体创伤经历逐渐扩展至集体创伤；从理论与分析方法看，创伤研究经历了从精神病理分析到文化创伤分析的转型。西方的创伤研究重视边缘群体研究，“如何再现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体或群体的创伤经历，通过他们的记忆修正和颠覆正统历史叙述，并帮助他们走出创伤，成为当代欧美创伤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②。 从文化创伤角度考察大屠杀等历史创伤事件，有两个基本议题：一是创伤如何转化为文化创伤?二是这种创伤如何参与集体身份建构。根据海登·怀特“历史是一种叙事”的基本观念，大众传媒关于历史创伤的表征也是一种叙事，当创伤性事件进入媒体话语，“较之提供与过去的真实联系，暴力与灾难形象常常承担着全体身份认同的屏幕保护者的功能：它们记住痛苦并转向情感影响”③。创伤在此过程中，已转换为文化创伤，致力于塑造集体的身份。 阿伦·米克(Allen Meek)认为创伤理论通常构成一种将历史经验从被重设为创伤记忆的媒介形象的标准化和全球化的形式中拯救出来的尝试。他的下列观点特别值得重视： (1)创伤有定义文化身份的功能。同时，关于“受害者文化”的辩论也可能忽略定义受害者身份问题的更大的全球性区域，当代媒体的“标志性”创伤——越战，大屠杀，9/11——可以被理解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全球化中出现的更深危机的症候④。此观点对理解大屠杀创伤记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应将媒体大屠杀记忆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下考察，以免忽略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 (2)历史创伤进入媒介话语形成媒介代码，这种媒介代码会渐渐成为一种解释框架，定义事件，命名事件。“大屠杀”就被媒介建构成一种解释性框架，任何对大屠杀创伤的理解需要考虑到创伤话语和创伤表征在身份认同和对过去的意义的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⑤。 (3)历史创伤，对身份危机反应为对最高权力和政治暴力结构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机会。这种批判性的历史创伤理论与自我身份的概念化的堵塞与毁灭相斗争，它由危机状态导致，并寻求更新我们关于人类是什么以及什么属于共同体的概念的方式。记忆处于不断变动中，这是巴特莱特、哈布瓦赫记忆理论的基石。历史创伤记忆在不同时期可能采取不同的阐释框架，赋予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同的意义，建构或解构集体身份。大屠杀创伤记忆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