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在经历一年艰苦卓绝的长征后，中共中央终于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从而保存了其基干力量。这次万里长征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然而近年来却屡遭质疑，其中特别流行的就是蒋介石“放水”说。如蒋纬国便认为：“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他还评论：“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①张戎同样提出：“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他的作法是把红军赶进这些省去，使这些省的军阀由于害怕红军落脚，不得不让中央军进来帮助他们”。她甚至还推断：“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② 概言之，所谓蒋介石“放水”长征说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蒋介石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特别是统一西南，故意放红军突围，并驱赶其进入云贵川。对这种说法，虽有不少附和者，但亦不乏针砭。如台湾学者陈永发曾批评其“虽发前人所未发，但不是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之上；基本上乃属揣测之词，经不起严肃的质疑和考证”。③金冲及也表示：“国民党方面后来有一种说法，认为蒋介石有意让中央红军西进，以便借此进兵并控制西南。这并不符合当时的事实。”④不过迄今为止，大多反驳仅点到为止、语焉不详，尚无专论详加澄清。⑤鉴于此种说法流传甚广、影响颇大，且牵涉史事极为复杂，本文拟重加辨析。 一、“驱其离巢”与“远处张网” 蒋介石“放水”说其实由来已久。早在1934年下半年红军西撤前后，粤系元老萧佛成即曾提醒陈济棠，“蒋氏集重兵于南方，又复故纵赤军，使其突围西窜以犯桂犯黔，其计甚狡”，故“须防蒋军藉追击共军为名，乘机跟踪而来，使我猝不及备”。⑥这里“故纵赤军”一语，显然是指蒋介石有意“放水”。而恰在此时，蒋介石又离开南昌行营，远赴西北巡察月余之久。这一置“剿共”前线于不顾的异常举动，似乎更坐实了此种猜测。时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军总司令部顾问的胡羽高在1936年出版的《共匪西窜记》一书中，也记载了红军突围后湖南广为流传的一则传闻：“谓蒋委员长料定匪将西窜，固意先往西北，藉名考察，俾避免正面冲突，及纵匪脱逃之讥，暗中授意中央军，将匪放出，使共匪流窜在前方，对消异己的部队，然后乘其两败俱伤之际，一鼓之下，连茹拔茅。”⑦在他看来，此传闻似与事实俱符，当非空穴来风。 如果说萧佛成、胡羽高二人分别是站在粤系陈济棠与湘系何键的立场上指责蒋介石纵共“西窜”，那么桂系李宗仁更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愤懑陈词：“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应自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⑧这无疑也是暗讽蒋介石故意“放水”。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揆诸史实，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广修碉堡、步步为营的办法，逐渐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其兵力部署大致如下：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下辖第三、六、二十、二十六路军；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下辖第二、四、五路军。以上各军多属中央嫡系部队，实力较强。此外，蒋介石还分别任命何键、陈济棠为西路军、南路军总司令，各率所部进犯或封锁苏区。这种“分进合击”战略的实施，极大压缩了苏区空间。面临如此危局，红军主力肯定不会坐以待毙，势必向外突围，而其方向便成了蒋介石一度着重研究的问题。1934年3月6日，他即曾在日记中记载：“注意事项：一、匪部行动窜向。”⑨ 据宋希濂回忆，顾祝同曾密告之，蒋介石最初颇担心红军由闽北转入浙江、安徽、江苏，但随着1934年初福建事变迅速解决，国民党东、北两路“围剿”部队联成一气，“共军窜往皖浙苏的可能性减少了”。⑩确实，由于福建事变失败和国民党中央军进驻闽西，红军向东突围已无可能。至于南下广东，亦非上策，因为必将遭到陈济棠的拼死阻击，且沿海地区狭窄，回旋余地不足，此前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即前车之鉴。因此即便如李宗仁所言，“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红军也未必愿意入其彀中。于是在这种北、东、南皆走不通的情况下，向西突围便成为红军唯一可行的选择。对此，蒋介石很早就作出预判。1934年4月3日，他便提醒何键红军可能“西窜”。(11)5月7日，他又在日记中写下：“注意：一、匪向西窜。”同月18日，蒋介石再次致电陈济棠、何键强调：“赣南残匪，将必西窜。”(12) 从新近披露的共产国际档案来看，中共中央对长征的酝酿大概始于1934年五六月间。6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埃韦特在给执委会的报告中提到，中共中央对下一步行动有两个建议：(1)“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2)“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委员赖安也说：“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13)由此可见，蒋介石的预判堪称超前且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