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渡赤水到脱出金沙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
军事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1935年,进入西南地区的中央红军与“追剿”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展开周旋。国民党军欲一举置红军于死地,红军则要在困境中奋力图存。遵义会议后重新执掌红军领导权的毛泽东,一开始并未找到最适合红军生存的途径。经过几次试探,他很快敏锐意识到红军不能与国民党军展开硬碰硬的较量,而是要审时度势,毅然决然选择最有利的生存道路。一旦固有思维消解,在崇山峻岭、国民党方面又各自为战的西南地区,前路就豁然开朗。最终,红军在金沙江脱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这一段历史充分证明,准确估计自己的力量,打破既有思维模式,对政治力量而言,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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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3;E29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6)04-0001-14

       1935年,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入西南地区。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并在会后逐渐成为红军的实际领导者。此后,红军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周旋。国民党军欲一举置红军于死地,而红军则要在困境中奋力图存,双方之争战,一波三折,令览史者荡气回肠。最终,红军在金沙江脱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扬长而去。对这一段历史,有关的解读可谓汗牛充栋,人们大多也耳熟能详。应该说,现有的集体记忆基本勾勒出了历史原有的风貌,但细细追究,确也不乏后人的敷衍和讹传。近年,陆续有研究者对诸如四渡赤水等事件的经典描述提出质疑,这些声音有助于对长征进程的进一步了解,体现出研究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但其中的若干解释也不免有意气之嫌。①无论是传统的解释还是质疑的声音,除了历史研究中通常存在的事后诸葛、人物神性之弊外,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场国共激烈对垒的交锋中,很少听到中共对手方的声音:他们的行动、判断及内在冲突如何影响着红军的命运。许多问题还不能得其详。所以,尽可能利用多方面的资料,通过更多背景、环节和细部的呈现,进一步全面准确认知这段曾经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或仍有其相当的空间在。

       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军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战。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协助者。由于周、毛的个性、特长、经历等多种因素,毛泽东逐步成为军事指挥的实际负责者。按照中共的原定计划,红军在会后继续北向,准备进入四川,争取与活动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经过连年混战,刘湘在“二刘之战”中击败刘文辉,成为四川盟主,四川控制权已有定于一尊之势。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对其形成巨大威胁,为阻挡红军,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为总指挥,进驻泸州,集重兵于赤水、古蔺、叙永地区,沿江堵截,同时派出精锐部队大举入黔,计划与中央军、黔军配合,于“黔境乌江地带围歼”②红军。

       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提出红军目前的基本作战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③近期任务是:“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之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在尾追之敌紧追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④可以看出,这个方针基本还是以武力打击南京中央军及川黔地方部队来实现自身目标,硬碰硬意图明显。根据这一方针,红军向西挺进四川,下旬,进至川黔边境的土城一带。此时,入黔“追剿”红军的川军也跟踪而至,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集中力量对川军发起突击,“以迅速干脆的手段”⑤消灭对手,为进入川南创造良好条件。

       28日,红军与川军6个团⑥在土城激烈交锋,战斗持续一天,红军未能达到消灭对手的目的,增援的川军还在源源不断赶到。当晚,“川南剿总”总指挥潘文华判断,红军“现已动摇,恐必向南六间道逃窜。刘旅应使在蔺赤间、天星桥、天池镇等处断匪西窜之路”。⑦29日凌晨,中革军委鉴于战争已难以继续,下令全军“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⑧红军随即撤出战场,全军渡过赤水河,是为一渡赤水。

       土城之战,有人回忆当年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的总结是:“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多;二是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⑨土城之战是红军与四川地方部队的第一次交手,毛泽东等红军指挥者从中体会到川军战斗力远远超出黔军,原定的由四川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不得不重新检讨,实际上,红军此后一段时间在赤水的徘徊相当程度上就是在犹豫中抉择。

       红军渡赤水西进后,很快发现形势十分不利。川南泸州一带是四川的繁盛之区,也是川军集中防御地区。红军进入川南后,连续遭遇川军截击,处境艰难,此正如蒋介石当时在日记中幸灾乐祸所写:“匪向西窜,受川军此次土城之打击,则其愈西愈死矣。”⑩鉴于此,中革军委作出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在川滇黔边实行机动作战。1935年2月6日,朱德电告1、3军团,考虑到渡江的困难,“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11)7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12)要求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中革军委由此改变原先的渡江计划,准备在川滇黔地区创造新苏区。随后,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实施整顿改编。

       红军在扎西停留数日,大幅压缩编制,除红1军团外,取消师一级编制,全军编为16个团。当红军整编时,虽然四边敌军环绕,却几乎没有受到大的干扰,个中缘由,在于南京国民党中央和西南地方对红军的围堵行动各怀心思。西南地区向在南京政府实际控制之外,由于内外危机不断,蒋介石对西南也无力顾及。随着江西“剿共”军事的进展,蒋介石以“追剿”红军为名进入西南后,其染指西南的欲望日渐强烈,贵州成为其首选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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