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6)04-0065-09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6.04.007 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在不断的破与立的躁动中逐渐发现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我们研究、回顾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时，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梁启超是我们无法绕开的一个人物。他站在中国传统社会秩序解体、新的社会秩序建立的边缘，以自己敏锐的视角去寻求美、发现美。在文体中，他发现了中西截然不同的美学精神；在地理中，他发现了地域造就人的性情以及性情与美的创造之关系。最终，他找到了真与趣味，津津乐道自然、人生、文学与艺术中所蕴含的真与趣味。在对美的追寻过程中，处于新旧时代过渡时期的美学家们大多走着一条中西融会之路，如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美学思路，王国维借助于康德、叔本华的美学观点来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等，都是中西融会的具体实践。梁启超也超越不了时代的拘束，从他对美的态度尤其是对文体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虽然他竭力推崇欧西文学艺术中所表现的思想境界，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但是，也没有完全倒向西方，没有从根本上抹杀中国的美学传统，而是很自然地适应了这个社会，自觉地为新秩序、新文化的建立呐喊，试图确立一种新的美学范式。从他呐喊的声音中，我们能够清晰地听出他对中国传统的决绝态度，同时也能隐约感受到他对中国传统存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依恋。他要与之决绝的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中的柔婉与黯弱，依恋的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中的优雅与华丽。显然，这是一种矛盾倾向。这种矛盾倾向，使得他的美学思想也呈现出善变的特点。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的开拓者，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光彩也正呈现在这种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美学精神，这种美学精神“精深盘郁”、“雄伟博丽”，充满趣味，、具有冲破旧传统的恢弘气势；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这一新的美学精神能够保存中国传统美学的优雅与华丽。这种梁启超式的情结，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发展中的一个典型表征。 一、文体革命：传统与欧西选择背后的工具论美学 梁启超是有着重建中国现代美学的理想的，要重建中国现代美学，必须改造中国传统美学。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改造首先从文体革命开始，这与他政治革命的思想血脉相连。在他看来，要真正地改造中国，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必须从改造文体开始，进行彻底的文体革命。在这种思想观念的驱动下，他与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先后发动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发表了一系列文体革命的主张，掀起了一场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最为壮观的文体革命浪潮。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之下，中国现代美学范式逐渐确立，美学成为一种实现某种政治或伦理道德意图的工具。单单从工具论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文体革命美学与传统儒家的“言志”与教化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立足点却大相径庭。“言志”与教化美学的立足点是内转，而梁启超的文体革命美学立足点是外转，要求中国现代美学面向世界，用欧西进步的思想与文化去冲刷中国传统美学，革新传统美学，从而，寻求中国现代美学生成的方法与途径。 (一)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作为当时的一股思想潮流，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的影响极大。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理论主将之一，在他看来，“诗界革命”的根本目的不是抛弃传统诗歌所固有的审美品质，而是意在革除传统诗歌中陈陈相因的思想情感，要求在诗歌之中注入新的思想、新的理想。这新的思想、新的理想是指“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那是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思想。这种思想“精深盘郁”、“雄伟博丽”，具有打碎一切的气概与力量，蕴涵着无穷无尽的激情。这种“真精神真思想”不仅是西方思想的精华，也是西方诗歌的意境。这是一种大境界。梁启超尤其赞赏西方诗歌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大境界。在他的眼里，这种境界是中国传统诗歌所不具备的。梁启超从形式上分析了西方诗歌大境界产生的原因，认为是西方追求大制作所产生的结果。他曾经这样说过：“希腊诗人荷马，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诗篇为今日考据希腊史者独一无二之秘本，每篇率万数千言。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然长篇之诗，最传诵者，惟杜之《北征》、韩之《南山》，宋人至称为日月争光；然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1](P.4)他希望中国现代诗歌创作能够继承杜甫、韩愈的优良传统，多出现一些鸿篇巨制的大制作，而且又要能够弥补杜、韩气魄上的不足，在诗歌之中贯注一种大气魄。因为唯有大制作、大气魄，才会有大境界。这里，实际上贯穿着梁启超对诗歌美学的一种整体性思考。在他看来，大制作与大气魄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密切关联的。梁启超所说的“大气魄”是指阔大的思想精神，昂扬的革命风貌。具体到诗歌创作，是指西方诗歌所表现的大题材。只有大的题材，才会有大的制作。中国古代的诗歌多描写风花雪月，展现的是诗人的内心世界，这样的诗歌不可能出现大制作。唯有宏观地表现时代，展示革命精神的诗歌，才可能出现大制作。由此，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具体目标，那就是：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在《夏威夷游记》一文里，梁启超明确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人之，然后成其为诗。”[2](卷21，P.5667)梁启超非常满足自己的这种发现，并且坚信，只要坚守这三长，一定会成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为了追求诗歌的大气魄，他要求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学习西方的精神气质，同时，也学习西方的鸿篇巨制，学习西方的雄伟博丽，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振奋中国人的精神，彻底改造中国愚黯的现状。今天看来，这种工具论美学范式，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偏颇，但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求，自有它存在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