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十月》杂志2015年第1期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文学批评学会会长张江的论文《强制阐释论》①，此文在学界激起巨大反响。2015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报》、俄罗斯《十月》杂志、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洛谢夫之家”俄罗斯哲学和文化图书馆在莫斯科联袂举办的“东西方文学批评的今天和明天”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篇文章所提的问题又成为研讨的中心。 张江教授在这篇材料丰富、观点锐利的论文中所提出的问题，首先源自近几十年西方文学批评的现实。在近几十年的西方文学批评中，“割断与历史传统的联系、否定相邻学派的优长、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以及轻视和脱离文学实践、方法偏执与僵化、话语强权与教条等问题，随处可见”。这位中国学者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强制阐释”，并详尽概括了其各种表征和缺陷。就整体而言，这些表征和缺陷源于两大方法论前提：一是阐释者的先验论方法，即“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二是对其他学科分析方法的借用，论文作者将这些方法称为“场外征用”。 各种阐释策略均源自文学现象的内部或外部，这些阐释策略的相互关系问题虽然在当下显得极其突出，可它依然属于语文科学中那些争论不止的永恒问题。欲探清这一问题的意义前景，我们对语文学知识作一番寻根溯源或许是有益的。当然，在此首先要申明，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我们的粗略概括和尝试仅以西方的文学批评遗产为依据。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历史这一世界上延续最久的文学传统知之甚少，这使得我们只能局限于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西方文学材料。但我们似乎有权这样做，因为张江教授所批评的那些阐释实践正是在西方文学中形成和确立的，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这些阐释活动当下依然拥有全球性影响。 在欧洲批评的源头柏拉图的遗产中就已存在一种深刻的两面性，即柏拉图自其内省式理论知识角度面对诗歌和艺术态度时原则上的悖论性。在此，对于语言艺术所持的哲学观点首次显现出来。究其实质而言，这一观点将语文学任务当成面对自我的他者。在此情况下，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首先是外在的悖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毫无保留抨击艺术，斥之为“反映的反映”，可在对话录《伊安篇》中，他却假借苏格拉底之口道出这一类比，即诗歌是一种巫术，处在神秘赞叹、极度狂喜状态的诗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诸神和缪斯神圣讯息的被动传递者。在此，欧洲理论思想第一次说明，阐释是存在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延续诗歌传统的行吟诗人和说唱歌手做了一番思考，然后他面对伊安强调指出：诗人必将扮演阐释者的角色，将诗歌语言带给其听众，但与此同时，诗人却无法充分理解其诗歌语言的意义，因为他们不具备那些不可或缺的“技艺”，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阐释者。用苏格拉底的话说，行吟诗人的能力只能由神赐的狂喜所决定，这位哲学家对其交谈者说道：“你这位荷马的高明颂扬者并非自学成才，而是由神所塑造。”(《伊安篇》第536条) 如此一来，在《伊安篇》的作者看来，行吟诗人一阐释者的角色就是诗歌逻各斯自身，就像在后来的基督教时代人们常说的那样，诗人会虔敬回避对于所表达内容的无意识解释。把这一点投射至我们当今世界的文化风景，并对其含义稍作简化，或许可以说，柏拉图把行吟诗人视作这样一种语文学家，其功能就在于固定和呈现诗歌文本，但柏拉图绝对拒绝给行吟诗人以充当内省化阐释者和阐释者之权力。这一角色依旧被分派给了哲学家本人的抽象思维，更宽泛地说，被分派给了哲学自身。由此便开始了语文学和哲学最为复杂的共生辩证法，这两者是相互敌对的双胞胎，是相互遮蔽的两面人，双方均强调自己有权取代对方，可与此同时它们却又彼此依赖，两者均不可或缺。 当然，在柏拉图处发端的语文学和哲学的敌对亲缘关系只是到了近代才充分显现出来。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在基督教西方的书面文献中并未出现这两者的分离，更确切地说，哲学家(神学家)在其固有的混成性中是一贯服从语文学家的。希腊化时期的学者和书人，古希腊罗马经典的注疏家，拜占庭时期和拉丁时期解释《圣经》文本的神父，以及作为他们继承者的文艺复兴时期饱学之士——这些人均既是文本的批评家和语文学家，同时自己也身为作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们的著作所诉诸的首先就是哲学和神学问题，诸如对文本的完整意义和绝对意义的演绎，与绝对真理世界相关的文本的世界观内核。由此便形成一个最强大的传统，即寓喻的和类比的批评传统，言此及彼的阐释传统，这一传统强使间接的逻各斯、即文本服从其非约定的意义。 但是在17世纪，语文学首次奋起反抗它在这一混成结构中的从属地位。自文艺复兴时期起，自伊拉斯谟的学术讲坛起，哲学便渐渐开始意识到它是一门独立学科。此距17世纪语文学与哲学联盟的危机仅有一步之遥，我们当今意义上的“批评”在此时开始出现②。探讨文本的出发点不再是恒久的共相，而是独立出来的近代人，是受人敬重的世俗资产者，他们衡量文学的标准与其说是抽象的原则，不如说是他们自己的理智和趣味，其中就包括拉封丹在《寓言诗》序言中所言的对“新奇和娱乐”的兴致③。语言文字判断方面的“主观任性”首次成为文学文化中的平等一员，这一现象一直持续至今，这自然会导致批评家身份和作家身份的混同。 语文学和哲学的紧张对峙始终伴随着它们的相互依赖，古往今来始终如此，但语文学依然在不懈地伸张自己的权利。 关于《圣经》文本的新教神学批评手法后来为伟大的德国古典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沃尔夫所借鉴，写下《荷马引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1795)④的他实为当代科学语文学的奠基人。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纯语文学手法实为一种自觉的反哲学手法，他沿用了柏拉图在《伊安篇》中对作为语文学家的行吟诗人和作为阐释者的哲学家这两者之任务的区分，认为荷马史诗是不同时代各种不同文本之合成，并藉此彰显出关于文本的历史批评原则。他首次强调了文本流动的、开放的、未完成的属性，并因而摧毁了关于作品的哲学评价前提，即视作品为一个记录着某种清晰基本要义的终结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