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分析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缺陷，准确地说，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末前后在美国发展的文论①。这种文论号称“法国理论”，由20世纪60至70年代法国哲学(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利奥塔)论著节选发展而来。实际上，西方文论的景观极其复杂，基于国别和研究领域不同而纷繁变化、演进发展。 张江指责主要运用于美国“文化研究”中“法国理论”的强制阐释。他责备这种理论：1.征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领域之外的人文科学；2.为了有利于读者预设的阐释而忽略整个文本的本真含义，换言之，不是针对文本本身去从事研究，而是以文本证明一种现成的理论；3.论证缺乏逻辑，因为作为哲学的“法国理论”恰恰批判理性，正像“新批评”(巴尔特)试图以其他论述形式超越论证论述；4.以“理论”构建的阐释框架替代开放的文本阅读。为了“证明”预设的既定阐释，批评家从作品中抽取脱离了作品背景(语言学家称之为“语境”)的摘录以从事研究。 张江发现“法国理论”中断了与文学批评历史传统的联系。他批评此类理论从一开始便“采用了偏执与僵化的方法”。他强调了这些方法“教条化”的倾向，伴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呆板机械，直至抹煞了每部文学作品的本体特征。 如果分析这一问题是如何出现的，我们会发现，在1970年前后，文学阅读处于两股潮流的汇合处：其一，源自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这种潮流激发读者考量文本结构、分析平行与对比关系的效果、文本构成，还有小说的人物体系、描写的词汇场域、诗作的节奏等。另一潮流，如张江指出的，源自文本之外的人文科学。我可以觉察到弗莱已谴责过的那种阅读框架的有害作用：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托马斯主义、自由人文主义，还是弗洛伊德学派、荣格学派，或是存在主义，都是以文学之外的概念框架来谈论文学的。②张江对英美批评流派的主要责难在于，它们要么征用一种预设的“理论”，以致文本成为服务于理论的工具；要么集中于对文本进行形式描述(如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语义学)，以致对人类而言如此根本性的文本的意义，消失于分析的机械运作过程。而在对文学兴趣的至深处蕴含着我们对人类无限丰富的复杂性的兴趣。因为(张江写道)：“文学不是哲学、历史和数学。文学是人类思想、情感、心理的曲折表达。”他接着说：“文学不是科学，而是人的创造性的自主表达，包括人的潜意识、无意识的表达。”而这正是巴尔特、德勒兹和德里达试图显示的。正像巴尔特在他的《讲义》中所言：“文学知人深广。”③ 存在着几种掏空文学文本特性的方式：首先，不与作品保持距离(转述作品)；其次，不是首先致力于理解文本字面含义和认清其历史背景，而是使文本屈从于源自哲学或人文科学的一种批评理论；最后，用文本证明某种理论的合法性。德里达经常借助文学文本论证自己的思想，不过他也提供了一些新颖而富有创建性的阐释。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研究了卢梭的一篇短文《论语言的起源》。他在分析文字与口头语言对立的范围内阐述了这篇文章。在着手评论之前，他提供了一篇《卢梭时代导论》，明确了卢梭撰写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④。 相反，诚如张江教授指出的，弗洛伊德利用索福克勒斯悲剧《俄狄浦斯王》以证他先前做自我分析过程中发展出的“恋母情结”。而且弗洛伊德的论述所涉及的，与其说是作为文学文本的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不如说是拿来作为范型的神话。让·斯塔罗宾斯基提示，精神分析学可能并非一种科学，而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一座高峰，这种文学被紧裹在实证主义唯理论的坚固铠甲中”⑤。在此意义上，弗洛伊德的“理论”，更有助于澄清他本人的认知与审美前提，而非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 显而易见，文学并未与其时代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切断联系，但是一部小说或者一首诗建造起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这些问题借助各种媒介(人物、空间、时间、象征体系)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显现。“外部”理论，诸如马克思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生态理论，可以参与文本阐释，条件是首先考虑文本的特性。如若不然，它们便遗漏了赋予文学作品以价值的复杂性。这种对外部科学的曲折征用，如张江教授引用的一位地理学家对《悲惨世界》的阐释的例子，有时也会导向一种明显的事实：权力与贫穷市民的对立。 张江指出，“硬性”这一概念指的是批评家“强制”文本符合他想要证明的理论，而不顾文本的背景和特性。主要的硬性形式是忽略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与传记并不能以机械因果论解释文本(朗松如此认为)，但它们对于理解所研究的文本如何与其所处时代的认知、艺术、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进行对话却是必不可少的。显而易见，违反时序的阐释是曲解的开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本的“含义”就应该局限于它所产生的时代其作者所认为的含义。不过有必要由这一前提出发，以便言说文本在当下有何意义，以及我们基于自己的认知和历史背景的阐释与作品写作的时代的阐释有何不同。正是这些差异饶有兴味。 张江分析了关于爱伦·坡出版于1839年的中篇奇幻小说《厄舍老屋的倒塌》的一篇阐释。将这个文本阐释为一篇生态寓言显然是违反时序的和硬性的。生态批评借助脱离背景的引文展开⑥。(据我所知，这类阐释在法国大学里并未流行。)实际上，在这篇奇幻故事里，“厄舍老屋”象征了两个主要人物深受负罪感萦绕的心灵。一道裂缝劈开了老屋，老屋坍塌之际，罗德里克和玛德琳一同死去。具有哥特风格的黑色浪漫主义背景，使我们能够将裂开的老屋理解为罗德里克的癫狂的寓意画。这个颓废而邪恶的人物的性格，在我看来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分析。在这个受到鸦片影响的故事里有一种虚无主义的特色。也许还需考虑爱伦·坡对哥特式浪漫主义的反讽。这篇故事以一种不同于创建于19世纪的精神病学所采用的方式触及了疯癫问题。如果想要参考“法国理论”，福柯的《疯癫史》在我看来更贴切。福柯强调了他称之为“知识型”的东西，也即一个时代特有的思想的普遍框架。张江确信“历史理解”(也即考虑背景，如19世纪的知识型)与“当下理解”(也即基于21世纪的知识型)属于不同范畴。如何定性爱伦·坡表现神经官能症所归属的认识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