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阐释论提出以后①，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一些专家学者，包括多位国外学者，对强制阐释的定义及其所指提出了诸多不同意见②。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对待文本。依据20世纪西方文论一些流派的基本倾向，许多学者主张，不存在文本自身的意义和写作者意图，即使有，也无阐释的可能和必要。一切文本都是历史的；时代及其接受者的当下理解，决定文本的存在和意义。经过长达两年的讨论和思考，笔者目前的结论是，从阐释的结果辨别和定义强制阐释是困难的。强制阐释的要害不在文本阐释的结果，而在阐释的路线。所谓“阐释”，作为理解和解释的手段及实现方式，可以从阐释者的哲学偏好和认识路线上找到其动力和倾向。经过深入考察和辨识，笔者认为，强制阐释的哲学发生根据，是从古希腊缘起，被莱布尼兹—沃尔夫推向极端，再由康德及后来者给予颠覆性批判的独断论哲学。就强制阐释的原点定义看，“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的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③，从哲学和认知方式的视角评判，其独断论的特征明显。特别是因为场外理论的征用，阐释者从既定理论目的出发，利用文本证明理论，强制或暴力阐释成为必然，否则，难以实现阐释的目的。由此切入，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辨识和认知强制阐释，回答各方的质疑。 一、独断论的线索性回顾 所谓独断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自有哲学以来，就始终伴随其发育和生长，深深植根于人类认知理性之中。从古代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把“逻各斯”引入认识论，强调理性的绝对作用，到近代莱布尼兹—沃尔夫哲学，力图以抽象、片面、孤立的思维规定认知客观对象，尽管期间几经反复，独断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走向。直至18世纪末叶，康德由休谟的怀疑论而警醒，对独断论哲学给予有力批判，逐步引导西方哲学实现了由独断哲学向批判哲学的转向。进入20世纪，西方当代哲学以其“最为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就是它对一切独断论，包括科学的独断论所持的怀疑主义”④，彻底冲击和瓦解了近代哲学的思想路线和思维方式，使独断论完全失去存在的根基和可能，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对此，国内有学者判断：“一旦康德的批判哲学被确立起来，独断论哲学就从根本上被抛弃了，虽然在康德之后，独断论哲学还有局部的复辟，虽然在康德以后不读康德的人仍然会停留在独断论的哲学思考中，独断论哲学已经一蹶不振了。”⑤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作为唯理论的遗产，独断论虽然不再为当代哲学所关注，也很少有人愿意以独断论的方式表现立场，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因为人类对自身理性的无限信任，因为人类执著顽强地对宇宙包括人类自身普遍性、必然性的认知追求，独断论的误入很难克服。 20世纪的西方当代文论，从脱离文艺本体开始，先是作为一种“批判的理论”，进而衍升为“理论”，尤其是那种号称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再回到文学场内，以阐释的强制性和暴力性再现独断论幽灵，让人们对独断论的历史和当下生出诸多新的认识和思考。需要强调的是，独断论不仅是一种哲学思想的概括，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总结。这种带有素朴信仰印迹的认知方式，至今依然深刻影响甚至统治着我们。强制阐释，作为一种理解和解释手段，虽然可以无关任何一种具体的哲学思想，却能无限制地运用于任意理论和意志的阐述与发挥，而阐释者却可以未有察觉。从历史谱系说，强制阐释古已有之且延绵至今，既无哲学渊源上的指认，也无阐释学理论的最后确证，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揭示它的哲学与认识论根源，确立消解并阻断强制阐释的哲学根据。这对于构建一种既防止独断论，也克服怀疑论，并与当下盛行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阐释理论相区别的批判阐释理论，具有基础性意义。 二、理论的能力及可能的边界 强制阐释的根本方式，是从理论出发，以理论为目的，用理论裁剪对象，用对象证明理论。如此阐释路径，必然产生一个根本性问题，即理论本身的能力，或者说某种理论阐释对象的能力，是否经过检验和证明；理论阐释对象的可能范围和限度是否有边界。在康德看来，沃尔夫独断论的核心问题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可能限度未经考察，就截然断定理性认识的确定性和唯一性，仅靠知性去理解和阐释一切。对理性的盲目信任，以知性的空洞思维为基准，让理论阐释的可能与限度无限扩张，用理论强制对象，显示了知性与理论的极端霸权。同时，独断论以为，理性可以无障碍地认知对象，无须经验和实践，仅以理论就可以揭示一切，包括上帝和灵魂。强制阐释以同样的方式展开、呈现自己，以为仅仅依靠理论就可以无限地认知世界，包括认知纯粹的精神现象，找到和揭示对象的本质，进而达到真理性认识。所谓“只靠反思的作用即可认识真理，即可使客体的真实性质呈现在意识前面”⑥，精准确当地描述了强制阐释的独断论特征，显示了两者之间几无区别的相似性和一致性。 当代西方文论的诸多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经常是自觉地操用强制阐释展开理论，使独断论获得新的存在形式。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深入讨论了凡高的著名油画《鞋》。按照杰姆逊的说法，“在凡高那里，这最初的内容，我想就是农业生活中的苦难，完全的贫瘠，和农民们最原始的体力劳动的痛苦”⑦。但是，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这幅经典的写实作品，却被衍化为一个抽象的哲学转喻。他那段著名的评论美丽而煽情，努力注释着“海德格尔总带有点神秘主义”的存在论观点⑧。面对这一经典画作，海德格尔给予了新的理论“重构”，他断然决定，凡高笔下的鞋子是一双农妇的鞋；这双鞋注满了农妇生活与劳作的艰辛，甚至她分娩时的痛苦；这双鞋子把土地与世界，或者说是物质与历史联系起来，表达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深刻意义。海德格尔的如此“决定”，是不是可以看到独断论的思维和阐释的强制？我们说海德格尔“决定”这是一双农妇的鞋，不是误用。从思维方式上看，他的“决定”是思想家个体的决定，而无任何对话和商榷。而且仅仅因为是这样一个强制性决定，才使下面的玄妙结论成为可能。杰姆逊对此很是疑惑：“海德格尔确认——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双农妇穿的鞋。”⑨且不论以后有人确证这双鞋不是农妇的鞋而是城里人的鞋，又有人确证这双鞋只是艺术家凡高本人的鞋，且不是同一双鞋，但阐释者依然这样“决定”。仅就海德格尔的阐释方式说，他表现出对自己既定理论的信任：这个理论具有解释这件艺术作品的可能，进而可以无限扩张地阐释任何对象。从抽象的理论出发，根据理论的需要，主观地生硬裁剪或重构对象，使客观对象服从理论，成为理论的证明，这种路径本身就是独断的、强制的。我们有理由质疑，如同他毫无根据地认定凡高笔下的鞋子是农妇的鞋子一样，海德格尔如何认定他的理论就一定是适合于阐释这幅画的理论，进而也是能够阐释一切物质和精神对象的理论？近代哲学高扬理性的旗帜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却因为把它推向极端，最终蜕化为对理性的迷信。理性以其无所不能的能力打倒了上帝，也无可奈何地导致了独断，最终打倒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