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5-0005-09 一“广开来学之路” 教育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宋代的学校教育为教育学者和历史学者所共同关注。由于两门学科性质不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教育学者往往强调一个“鉴”字：“总结其经验教训，为今天的教育提供镜鉴。”[1]1历史学者常常突出一个“变”字，代表性著作有袁征的《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2]、陈雯怡的《由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3]，从副标题即可看出，探寻社会历史变迁的路向与轨迹是他们的着力点。 历史学者探讨宋代学校教育，或着眼于唐宋社会变革。如20世纪80年代初，李弘祺在《宋代教育散论》一书中就强调：“宋代是传统中国由门第贵族(或可改称‘士族’)社会解体之后到明清士绅社会形成之前的一个过渡时期。”[4]7大约同时或稍后，朱瑞熙和我曾共同探究宋代教育问题，主旨与李弘祺相似。我们在《论宋代国子学向太学的演变》一文中认为：“宋代国子学向太学的演变具有变往开来、除旧布新的意义。它变西晋已降国子学独立建校的陈规，开明、清而下国子学、太学合二为一的新制”，“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我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车轮驶至宋代，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5]430-451。 问题在于：宋代教育的时代特征究竟如何表述更好？宫琦市定用“从部曲走向佃户”[6]1-71一语表述唐宋之际生产关系领域的变化，王曾瑜用“从门第到有、无出身”[7]30-59八个字表述由唐入宋官场乃至社会的变迁，均相当确当且简要。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可否将“由官学到书院”作为宋代教育的时代特征？思之再三，似乎欠妥。其一，视书院为新事物，固然是事实，但只怕不能简单地一概视官学为旧体制，将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其二，宋代书院并未取官学而代之，成为学校教育的一统天下，相反倒是书院趋于官学化。其三，宋代官学自身前后变化不小，朝着“广开来学之路”的路向演进，与书院趋同，然而官学与书院两者之间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 “广开来学之路”一语见于南宋人袁肃《记前廊题名》：“今天子(指宋理宗)御极六年，广开来学之路。”[8]卷十一，3450仅就宗学而言，且有歌功颂德之嫌，尤其是那个“广”字相当夸张，但这六个字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学校教育的实情。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中，“广招贤之路”，“示国家育才之广”[9]2070，这类言辞屡见不鲜。与“广开来学之路”的举措相呼应，社会上初步形成了“读书人人有分”[10]卷上，13的理念。宋代学校的身份性、等级性门槛降低，其社会作用着实不小。如果说“取士不问家世”为平民子弟提供了科举入仕的机会，那么“广开来学之路”则为他们铺设了读书应举的桥梁。于是，“群起而趋之”，读书人“不可胜数”的局面在宋代社会形成。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11]370这意味着从前门阀士族由垄断文化而垄断政治的格局被打破，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所组成的士大夫作为一大新兴阶层跃然登上政坛。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即是：“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12]卷下这些穿朱着紫的高官，出身寒微者为数不少。正如张载所说：“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13]259 80年代末，我在《婚姻与社会·宋代》一书的结语中将教育方面的“广开来学之路”作为唐宋社会变革的重要表征之一[14]182。如果套用“从什么到什么”模式，也可表述为从“严控入学之门”到“广开来学之路”。从前语焉欠详，而今旧话重提，以就教于学界。 二 “国学教胄子，太学招贤良” 学校向什么人敞开大门，将什么人拒之于校门之外，学校以什么人为教育对象，决定着学校的根本性质。从这个角度观察，由汉至唐中央官学大致经历了从“汉型”到“晋型”再到“唐型”三次体制性改动，而宋代中央官学则由“唐型”回归“汉型”。下面从汉代说起。 汉代实行太学单轨制，有太学而无国子学，太学是不折不扣的最高学府，因而汉人宣称：“太学，天子教化之宫。”[15]1080汉武帝为太学定规立制，其生员选择的标准为：“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所谓“端正”，无非是指“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属于学业与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并非身份性、等级性的限制。汉成帝末年，“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16]3594。太学向社会各阶层开放，颇有孔子“有教无类”的意味，因而出现了“汉世向学者多孤寒之士”乃至“布衣卿相”[17]31-32的局面，如丞相公孙弘“初牧豕海上”，御史大夫倪宽幼时“贫无资用”，代理丞相匡衡“世农夫”、曾“庸作”[18]123-124等，分明是井田制解体、封建贵族制崩溃之后社会走向平民化的表征。难怪南朝人沈约针对西晋人刘毅“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一说，格外强调“汉代本无士庶之别”[19]1287。后来，唐朝人柳芳在《姓系论》中同样指出：汉代“不辨士与庶族”[20]5677。 西晋实行国子学、太学双轨制。原因是：“汉型”太学生员士庶混“杂”，“高门子弟耻非其伦”[21]464。士庶矛盾发端于曹魏时，到西晋时激化。《南齐书》称：“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293)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22]145于是，形成双轨制，即所谓“国学教胄子，太学招贤良”[9]2059的格局。作为士族子弟学校的国子学，其地位远远高于庶族子弟就读的太学。值得注意的是，庶族在晋代并非平民的同义词，是专指统治集团中的非士族或无特权的富有者。当时严控入学之门，平民子弟既被排除在国子学之外，也无进太学的资格。由于双轨制体现高门士族利益，适应门阀制度需要，魏晋南北朝各政权大多设立国子学。如东晋沿用“旧制”，“国学生皆取冠族华胄”[19]1321-1322，所谓“旧制”即西晋之制；南齐“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孙，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19]1322；梁武帝兴国子学，“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皆入学”[23]192；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立国学、太学、四门、小学”[19]1322-1323；北齐“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24]582；北周也有国子学之设，如薛裕“初为太学生时，黉中多是贵游”，其实他本人也是“河东著姓”[25]662之后。可见，直到北朝晚期，岂止国子生，即使太学生，也多为“贵游”、“著姓”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