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港民粹主义的独特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庄吟茜,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庄吟茜,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台湾研究集刊

内容提要:

台湾和香港的政治发展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突出者即为民粹主义盛行。由于两地民粹主义伴随着区域民主化而产生,且均建立在对“他者”的想象之上,因此具有强烈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反“他者”情绪与本土化倾向、超“精英—大众”分野的社会整体撕裂、极端民主诉求绑架民主政治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相互联动、彼此强化。台港民粹主义的独特性反过来又加剧了两地民主政治的畸形发展。


期刊代号:D424
分类名称:台、港、奥研究
复印期号:2016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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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6)04-0007-08

       台湾和香港的政治发展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突出者即为民粹主义盛行。台湾民粹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几乎与民主改革同步。李登辉主政时期,台湾民粹主义与李登辉的个人威权相结合,形成了“民粹威权主义”;①陈水扁上台后,台湾民粹主义进一步发酵,成为以制造和炒作敏感议题为主要手段、帮助政治精英获取选票和维持“台湾主体性”的工具;马英九任期内,台湾民粹主义一度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旋律下沉寂,但2014年“太阳花学运”使民粹主义再度泛起,并呈现日益高涨的态势。香港民粹主义兴起于2003年的“23条立法风波”,主要诱因是反对派对香港政改进度及中央管治的不满,其出现虽然远远晚于台湾,但发展却十分迅猛。短短十几年间,香港民粹主义已诱发了“反皇后码头拆迁”、“反港珠澳大桥”、“反广深港高铁”和“反国民教育”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并最终引爆了2014年的“占中”事件和2016年的“旺角骚乱”。

       作为民粹主义的两个地区案例,台湾和香港的民粹主义具有一般民粹主义的诸多共性,比如强烈的反体制性、政治精英的领导、对直接民主和民意的迷信、对“人民”的道德幻想和美化、简单化倾向与反智主义、非理性与情感至上主义等。但是,台湾和香港所处的独特时空背景也赋予了两地民粹主义相当强的独特性,这些背景因素包括:遭受过殖民统治、正在进行或已完成区域民主化、经济发展经历了先繁荣后衰退的巨大反差、②旁边矗立着一个体量巨大而又与自身关系微妙的“他者”,等等。在独特的时空背景下,台湾和香港民粹主义逐渐演化出三个鲜明特点。

       一、反“他者”情绪与本土化倾向

       民粹主义的矛头通常指向内部的现行体制,比如本国的政党政治、官僚制、政治腐败、代议民主、经济垄断和自由主义市场,③抑或移民、失业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等国内要求特殊利益的少数派。④然而,台湾和香港民粹主义的矛头却是双向的,不仅指向内部体制,还指向外部“他者”,而且,对外部“他者”的反对是内部民粹主义矛盾的重要根源之一。⑤

       1.“他者”形象的确立与演化

       “他者”(the other)通常与“自我”(self)相对,一般用于描述“自我”以外的、与“自我”有某种对照甚至紧张关系的外在主体。⑥台湾和香港的民粹主义均建立于对“他者”和“他者—自我”对立关系的想象之上,并延伸出强烈的反“他者”情绪。可以说,反对“他者”是台港民粹主义的基本底色。在台湾民粹主义者看来,“他者”是大陆及共产党政权,其不仅在历史上长期与台湾当局处于敌对状态,而且现在仍不断“打压”、“矮化”台湾,并试图通过各种“统战阴谋”“吞并”台湾;在香港民粹主义者看来,“他者”是内地及中央政府,其在香港回归前曾许诺“一国两制”,现在却“干预”香港内部自治事务,甚至“不断阻挠”香港的民主化进程。

       台湾和香港民粹主义语境中的“他者”形象存在五个面向:第一,一脉相承的“他者”形象。台湾和香港的“他者”形象并非在分离势力兴起后才确立,其形成远早于两地的本土化进程。且并不因管治者的变化和民主化与否而有本质差异。就台湾而言,大陆作为“他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和两蒋时期的反共宣传,“共产主义下的可怜人”、“外省人”与“中国人”的印象一脉相承;就香港而言,内地作为“他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期的几次移民浪潮和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北方穷亲戚”、“暴发户”与“蝗虫”的评价一以贯之。第二,人为建构的“他者”形象。虽然两地民粹主义的反“他者”倾向的确有某些现实基础,比如曾遭受过殖民统治、与大陆/内地制度不同且长期区隔等,但两地“他者”形象的人为建构因素则更为重要,最典型者就是“同心圆史观”和“正名运动”对台湾的影响,以及“国民教育”缺失和媒体“反中”宣传对香港的影响。第三,由内到外的“他者”形象。台湾学者张钧凯认为台湾对大陆的定位经历了从“内在他者”到“外在他者”⑦的转变,即逐渐从两蒋时期的“大中国”框架中脱离;⑧香港情况亦然,虽然目前尚未出现广泛的“去中国化”诉求,但“港独”的出现已经证明了“他者”在香港的外在化。第四,整体性、多层次、嵌套式的“他者”形象。两地民粹主义所反对的“他者”是整体性的,包含人民(即大陆人/内地人)、政治体制(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主权国家(即“中国”)三个层次,三个层次互相渗透、彼此支撑,导致了两地反“他者”情绪的强烈性。相较而言,虽然欧洲新民粹也具有强烈的反外来移民诉求,并被一些学者称为“民族民粹主义”,⑨但由于其所反对的只是从他国移民到本国的部分民众,具有局部性和单一性,所以并不能算做本文意义上的反“他者”。第五,有选择的“他者”形象。两地民粹主义对大陆/内地的拒斥是建立在对另一个外在主体的拥抱之上的,比如美国、日本或英国。因此,即便这些国家对两地的尊重和善意非常有限,但民粹主义者们仍不将它们视为“他者”,反而心怀感激。于是一幅颇为讽刺的画面就出现了:台湾和香港虽然强烈要求独立于大陆/内地,但却依附于外国;对大陆/内地的怨愤愈强,对外国的依赖愈深。“主体性”是用“附庸性”换来的,或者说,根本就是一体两面。⑩

       2.反“他者”思维下的“主权独立”或“完全自治”

       “他者”形象五个面向带来的是“他者”形象的不断自我强化,而这种强化又导致了两地民粹主义强烈的反“他者”情绪,几乎“他者”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点燃两地的民粹主义之火。2008年后,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但台湾却出现了“野草莓学运”、“反旺中”、“太阳花学运”、反“课纲微调”、“反台胞证改良”、“反连战国庆观礼”和“反周子瑜道歉”等一系列针对大陆的民粹主义事件。香港民粹主义亦是如此,从反“23条立法”到反“国民教育”,从反“水货客”到“占中”及“港大副校长任命事件”,无不体现出部分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和内地民众的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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