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读者”: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诠释学透视

作 者:
王芳 

作者简介:
王芳,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在读博士,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校区基础部讲师。

原文出处:
毛泽东研究

内容提要:

国外毛泽东研究以西方文化发展为背景,在自身的理论逻辑推演中完成了研究模式的更新,在后现代的话语背景下从“直接阅读”转向“扩张式阅读”,“先入之见”获得合法性,“读者”地位不断凸显。从诠释学维度反思国外毛泽东研究可以发现,“读者中心”的阅读容易导致经验主义,“作者中心”的阅读容易导致扩张式的过度诠释,合理建构应是实现“作者”和“读者”的“对话”。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16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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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毛泽东研究发端于上个世纪50年代,喧嚣于60、70年代。这一研究领域应西方国家研究中国问题的政治需要而开启,又因为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而沉寂。它在学术化研究推动下完成了研究模式的转化和研究深度的推进,在引入新的理论资源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从微观层面丰满了毛泽东的思想肖像,在数次思想交锋和争论中研究者彰显了方法论自觉的“反思”功能;在总体的研究进程中,从“镜像式”的材料堆积到历史性的“传记”梳理,再到结构化的本质提炼,逐步走向“符号化”的文化解读。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整体进程以西方文化发展为背景,从挖掘“作者”原意的“读者中心”研究路向逐渐转到凸显“读者”视角和诉求的“读者中心”模式,在文化上是后现代整体语境催生的,在哲学上是认识论转向的结果,从诠释学视角来看则是从作为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到哲学诠释学转向的理论缩影,本文试图从诠释学角度对国外毛泽东研究进行透视性分析。

       一 以“作者”为中心的研究模式

       在早期的国外毛泽东研究中,以费正清、史华茨、施拉姆为代表的研究者致力于在毛泽东的文本中发现“作者原意”,其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毛泽东及其思想。他们从毛泽东的文献出发,以历史为背景勾画毛泽东的思想肖像。早期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是为了研究中国共产党,以期从毛泽东研究中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变化。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本书的目的是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并就此也对毛泽东以及他的时代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加以说明”。试图还原出真实的毛泽东的思想面貌,属于以“作者”为中心的研究模式。

       (一)追寻“作者原意”

       1960年,在《中国季刊》上爆发了第一次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论战。此次论战在以魏特夫为代表的“右派”和以史华茨为代表的“自由派”之间展开①。1976年,以理查德·佩弗、沃尔特为代表的“左派”和以史华兹、施拉姆、迈斯纳为代表的“自由派”展开了第二次论战②。魏特夫批判“毛主义”只是一种传说,否认毛泽东思想和政治战略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创性。“自由派”坚持认为,“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毛主义”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和马克思主义并立的另一种“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异质”的。比如: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农民问题、领导模式、阶级观点等问题上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比是“异质”的③;迈斯纳则指出毛泽东的实践实际上是用“民粹主义”的手段去实践马克思的“乌托邦”理想④。从“自由派”中分化出的“左派”代表,理查德·佩弗、沃尔特等则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并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而是在中国实践中的战略发展,是结合中国传统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总的来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前两次论战主要围绕毛泽东的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展开,本质上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性质之争。在争论中,双方都用了大量的“资料”批判对方论点,以期证明自己发现的是“作者的原意”。他们围绕毛泽东这个“作者”中心,展开了大量的文献和历史事实罗列,用以支撑这个真实的“作者”。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两次论战的胜负是以史料的丰富翔实程度作为标准的,即通过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直接阅读”毛泽东的文献,在其中找寻“作者的原意”。在他们看来,文献中毛泽东的明确论述就证明了毛泽东本人的意见,“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就是把握其原意,因而发现毛泽东真实的想法是整个研究的核心。换言之,毛泽东对自己思想的表达是文本得以产生的原动力,对文本中传达的“作者”原意的把握就成了“读者”研究活动的追求目标,“读者”直接阅读文本就可达到和“作者”的对接。

       (二)“读者”的隐匿

       施拉姆强调研究中的“客观”、“中立”立场,并坚信进行毛泽东研究所依赖的文献基础具有根本性。在20世纪50年代初,可供国外研究的资料十分匮乏,文献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以施拉姆为代表的早期研究者做了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工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上世纪80年代,中国对毛泽东文献逐步开放,施拉姆很快发现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很多研究者用“直接阅读”的方式从毛泽东看上去“反复无常”的言论中提炼出的“作者原意”甚至截然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国外毛泽东研究者纷纷引入新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致力于发掘贯穿于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和策略的本质。毛泽东思想中有没有自始至终不变的因素?如果有,这些不变的因素才是真正的“作者原意”。斯塔尔断言,毛泽东的策略和思想是适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实用主义⑤;弗朗西斯·苏认为辩证法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实质性思想要素⑥;韦克曼在《历史与意志》一书中认为“毛的青年期与成熟期之间的连续性比非连续性或发展更为重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和新康德主义的“唯意志论”成分是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中一贯连续的本质⑦;心理分析学派认为毛泽东的“潜意识”等心理因素是其思想的最本质的根据⑧。

       从诠释学的角度看,这些尝试仍是执着地追寻“作者原意”的方法论诠释学。但是,我们发现这些“作者原意”实际上是由“读者”参与构建的,“读者”和“作者”的历史距离客观存在,一般诠释学坚持通过排除自身的主体性干扰,发现“作者原意”。施莱尔马赫提出用“心理移情”方法消除“读者”的历史性:“解释的首要任务不是要按照现代思想去理解古代文本,而是要重新认识作者和他的听众之间的原始关系。”研究者通过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作者”的心境,来重构毛泽东的思想。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就大量使用了“心理移情”的方法。这些研究者宣称“中立”和“客观”,实际上是没有给予自身作为“读者”的合法地位。但“作者原意”的还原本身是由“读者”推动的,读者的先在知识结构决定了还原的结果。只是这些“读者”对自身的“先在之见”不自觉或是故意掩盖,以防影响到“作者”的真实性和研究活动的客观性。西方毛泽东研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获得了丰富的成果,我们在梳理这些成果时发现,毛泽东本身的意境随着研究者不同的方法、知识架构呈现为特定的解释话语,“读者”认为是毛泽东的东西却恰恰是由这些“先见”决定的,只是研究者对自身的“先入之见”缺乏方法论自觉,或不愿承认其合法性,“读者”处于隐匿的状态。这种“还原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研究旨趣还是在于发现“作者的原意”,主要采用的是“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认识论层面属于客观知识论范畴,在诠释学层面属于方法论诠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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