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6)05-0072-11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6.05.007 当代激进左翼思想家齐泽克对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一直保持浓厚的兴趣。2007年，齐泽克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英文版写了长篇序言。2011年，齐泽克在与刘康教授的对话中连续写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三篇文章。①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说：“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两人之间存在着较长时间间隔，阿兰·巴迪乌和斯拉沃热·齐泽克这两位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领袖人物，都可被描述为毛泽东思想的热情拥护者。”[1]阿兰·巴迪欧是典型的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左翼激进思想家，其哲学和政治思考处处渗透着毛泽东思想的影响。齐泽克则对毛泽东充满了热情的关注。他强调，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次重大转折和重大创新，对于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次重大的传承表示完全的赞同：从马克思到列宁的传承以及从列宁到毛泽东的传承”。[2]22 一、毛泽东主义与“具体普遍性”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齐泽克追溯了从马克思到列宁、从列宁到毛泽东的历史进程，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经了两大革命性变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即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两次传承对原始的理论都有所发展和改变：从最先进的国家到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革命发生在错误的国家；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也从工人变成了农民(贫农)等等……毛泽东在这方面成就巨大：他的名字就代表了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的政治动员，是他们的劳动创造了看不见的历史发展的‘物质’和基础。”[2]22-23 对这两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革命运动的重要转折，西方学者存在不同看法。齐泽克认为有四种观点：第一，极端的斯大林主义者和极端的反共产主义者，他们认为，从马克思到列宁，从列宁到斯大林，从斯大林到毛泽东之间的传承存在直接的必然性；第二，比较温和的批评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语境中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从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只不过是最不好的一种；第三，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和纯粹性的人，他们认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思想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原装”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和背叛。齐泽克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在线性的历史观下僵死的、形而上学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它们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某种不变的教条。他指出，我们应该持第四种观点，即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似乎是表现为偶然性的，实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应该反对线性的进化论的历史观，用一种回溯性的历史观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僵死不变的，在其基本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原则(辩证法、阶级斗争)、基本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不变的情况下，该理论必须适应移植到的新环境中的新情况和新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创新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范例。齐泽克指出：“从马克思到列宁的道路，和从列宁到毛泽东的道路，每条道路中都存在一个对原始事件的取代：从最先进的国家到相对落后的国家，从工人到贫穷农民的革命主力军的转换等等。”[3]681齐泽克认为，列宁改变了马克思的结论：革命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称在资本主义本身不发达但对抗和矛盾却极为尖锐的俄国可以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作为冒险性突破的“十月革命”，是列宁敏捷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革命时机，并不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逻辑必然发生的事情。毛泽东更是抛弃了列宁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武装革命的激进模式。他认为，革命可以发生在更不发达的地区，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中，资本主义发展还比较弱小，但中国社会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却是十分尖锐的，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就是学习俄国进行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武装斗争。 在中国，俄国革命的模式成为经典的神圣的模式，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都还停留在俄国革命的模式之中，没有找到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只有在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之后，创建了新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使用游击战术，实行土地革命等，才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革命之路。齐泽克指出，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革命领导阶级和主力军的转移——从工人到农民。列宁和斯大林认为，工人阶级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而农民则是被改造的对象，不具有革命性。但是，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状况之后指出，农民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可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换言之，俄国革命是工人革命，那么中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革命军不过是脱下农民服装的士兵。中国革命依靠农民革命成功地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把“洋”马克思主义中国本土化了，其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齐泽克总结为：“这就是‘普遍性的具体化’运动。通过这种激进的‘转变’，原始的理论必须在新的语境下创新发展。只有在这种移植中存活下来，它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这种理论‘以变异形态回归自我’(在异国他乡创新发展)，其本质已发生了改变——然而这种转变不仅是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它仍然是那个战胜资本主义的相同理论的固有转变。”[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