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4;D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6)-07-0087-09 毛泽东以其大量著述影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使他兼具政治家和理论家的身份。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编辑了四卷《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还不时回顾过去的著述，谈论新近的文章，且多有评点。这既是梳理自己过去的思想心路，也难免拨响波澜壮阔的历史心曲，还涌动着回应现实需求的政治心潮。其间有多少回声，多少感慨，多少沉思，多少遗憾？拿句老话说，可谓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当然，毛泽东对自著的评点，也有一个怎样还原历史去辩证分析的问题。 “是血的著作” 1964年3月24日，薄一波等人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到全国正在掀起学习《毛选》热潮，毛泽东的回应别出一格：“《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所谓“血的著作”，指《毛选》是斗争的产物，是“逼”出来的，写文章是为总结阐发中国革命在浴血奋斗的曲折过程中，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因而，《毛选》的理论观点是付出巨大牺牲才换来的。 这个基本定位，不是偶然之思，为毛泽东反复谈及。他第一次明确讲这个看法，是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此后还讲，中国革命“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①。 这些坦率的评判，说明毛泽东不愿把自己的著述等同于一般学者在书斋里写出的文字，其间也道出文章合时而著，理论缘于实践的写作规律。对这个规律，他不是泛泛而谈，还具体地列举了一些篇章内容。比如，“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十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②，“有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经验，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十年内战根据地缩小的经验，才有可能写《新民主主义论》，不然不可能；才有可能写出几本军事文件”③。这里说的“几本军事文件”，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 因为是血写的著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毛泽东对自己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就格外珍惜。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要在英译本《毛选》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没有同意，让人在回复中表示，“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也就是说，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选》，他也不愿删改。为什么？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后血的教训中得出来的，如果为了逢迎域外读者而让步删节，反倒显得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不那么自信了。 对“血的著作”，毛泽东一向自信。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他请斯大林派一位苏联理论家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能否编辑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哲学家尤金来中国做此事。后来毛泽东当面对尤金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自信？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④。 “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 据逄先知回忆，毛泽东1960年春在广州通读《毛选》第四卷稿子时，特别兴奋。“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阅读旧著，回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魄力，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智慧，怎能不平添豪气，快意迭见。同年5月22日，他在杭州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时，作了如下解释：“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个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蒋介石。”此后，他还进一步说到，“《毛选》第四卷就是记录三年解放战争的事”，从中“可以看到蒋介石是怎样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开始我们是怎样丢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样发动反攻打败他们的。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一些倾向，一些错误思想，我们是怎样纠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胜利”⑤。当年的决策玄机，战争的推进波澜，历史的本来模样，仿佛定格在了自己留下的文献之中。 不光是《毛选》第四卷，写于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被毛泽东视为历史的记录。1965年1月23日听取余秋里等人汇报工作，说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说：“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同外宾讲：“《语录》和《选集》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知识。我们的经验有限，只能供各国参考。”“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⑥虽是谦虚之辞，视旧著为“历史资料”“历史事实的记录”，倒也揭示了其著述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