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述了一系列适合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邓小平认为,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①的印象。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端要更早一些,它开始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时期,其重要标志就是毛泽东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产生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之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这两篇文章阐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农轻重协调发展等独创性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乃至对当今写就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②的新篇章,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价值。 一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 1956年初,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这一历史时刻到来之际,毛泽东已经把如何选择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提上了重要议程。对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的最为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必然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本质问题为基本出发点。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各个部门,都必须执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而且上层建筑也要“适合这个经济基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同“技术革命”也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们革什么命呢?现在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③。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问题切入,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认为“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④。显然,“解放生产力”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的,是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是生产关系意义上的“解放”;而“解放生产力”,也将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即为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条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对此作的新概括就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⑤ 无论是解放生产力还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认为,都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目标”,这就是“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基本观点,在之后《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进一步被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基本方针”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就强调:“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⑦。 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问题的探索中,毛泽东进一步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审时度势,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了开创性研究。 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为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毛泽东作了长达43天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一开始,毛泽东就点明主题,提出苏联的经验和道路哪些该学哪些不该学的问题。2月25日,他强调“要打破迷信”,提出我们“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⑧。就在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时,莫斯科时间24日深夜,赫鲁晓夫向参加苏共二十大代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初见端倪的这一重大转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问题作了新的战略思考,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也作了新的探索。 195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时,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揭了盖子,一是它捅了娄子。说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⑨。毛泽东这一透彻分析,既揭示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根本错误,也明确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阐明探寻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十天之后,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时,再次谈到“揭了盖子”和“捅了娄子”的问题。他指出:“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⑩毛泽东提出了三个新的观点:一是要破除迷信,反对教条主义;二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不要“硬搬”苏联模式那一套,应该独立思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三是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也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