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研究的多重视角看口译的跨学科研究

      西方口译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发展迅速，在口译过程、口译教学、口译职业化等领域成果卓著。中国口译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近十年来发展尤其迅速。文献计量研究显示，中国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口译研究论文数量自2004年起呈阶梯上升趋势，2010年达到峰值，2010年至2013年出版数量趋于稳定（王茜、刘和平2015：77-83）。这一方面说明口译研究十年来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显示，口译研究最近几年可能面临发展的“平台期”，需要寻找更多的突破口。事实上，无论是对近十年（2004-2013）（王茜、刘和平2015）还是对近五年（2009-2013）（Wang 2015：62-77）发表的期刊论文的主题分析都显示，口译教学依然以绝对优势牢牢占据口译研究的核心地位，其次是口译过程和口译实践。口译博士论文（2000-2013）选题重心稍有不同，半数集中在口译过程研究（仲伟合、贾兰兰2015：22）。这意味着，目前国内口译研究以教学为核心、以口译职业特征为导向的主体结构在近十年内并无明显变化。针对口译研究主题较为集中、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的现状，目前学界提出的解决思路大多围绕口译的跨学科研究展开（穆雷、王斌华2009：25；张威2012：13-19，等），相关思路虽提及社区口译、电话口译等新兴主题，但主要还是围绕认知心理学、篇章语言学和语用学等传统意义上的研究路径展开，未能在研究视角方面有本质的突破。

      突破口译研究“平台期”，需跳出传统的口译研究思维模式，站在口译研究之外，重新审视其他学科对口译研究的意义以及口译研究对其他学科的意义，最为便捷的一个途径莫过于借助翻译研究的视角重新审视口译研究的路径。翻译研究近三十年经历了“文化转向”（Bassnett & Lefevere 1990：4）、“权力转向”（Tymoczko & Gentzler 2002）和“社会学转向”（Wolf 2007：6）等多次研究视角转向，每次转向都源自相邻学科的最新发展，其视角从语言研究拓展到历史文化，进而到广义的社会研究，逐渐构建跨学科、多视角、开放性的学科体系。借鉴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视角进行口译研究，优势有三点：一是可直接借助翻译研究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理论适用性强；二是可利用翻译研究开放性的多重视角，帮助口译研究者突破自身学科视野的局限性，重新审视现有视角，发现并创造新的研究热点；三是可促进口译研究和翻译研究的学科视域融合，在更高层面上推进“翻译学”整体上的跨学科发展。

      西方口译研究在世纪之初也一度面临类似的“平台期”，以Daniel Gile（2004：10-34）和Franz （2004：104-115）为首的多位学者曾呼吁在口译研究和翻译研究之间建立互动，并列出了多个共同的研究领域，包括目标语产品描写研究、社会学研究、翻译政策研究、功能理论研究等新课题。翻译研究和口译研究的跨学科互动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考察口译研究，二是从口译研究的角度考察翻译研究，三是将口译研究和翻译研究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考察。笔者考察了Elsevier、Taylor & Francis Online、JSTOR和Translation Studies Bibliography四个大型数据库的口译研究文献，发现西方口译研究近十年在多个视角都有大量成果出现，甚至吸引了大量的医疗和司法等专业领域人士的研究视线，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多元化、开放型的研究趋势。本文集中讨论第一个思路，即利用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来审视口译研究的现状，为中国口译研究突破“平台期”提供借鉴。文章综合分析最近十年西方口译研究最新成果，从四个跨学科视角探讨如何拓展口译研究主题，深化口译研究成果，并结合实际提出具体课题供研究者参考。

      二、口译研究的语言学视角

      语言学研究的每一次新发展，都推动着翻译研究前进的步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的“语言学转向”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学，为翻译研究从规定性、经验式研究向描写性、科学性研究转变奠定了基础。目前中国口译研究多集中在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等领域，而近年来西方口译研究的语言学视角几乎拓展到翻译研究涉及的所有视角。这里介绍国内口译研究关注不够的三个视角。

      口译研究的话语分析视角。话语分析是语言学研究的经典范畴，在口译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对话口译领域。翻译研究话语分析的领军人物之一Ian Mason在对话口译方面有诸多著述。翻译研究的话语分析主要针对句子层面之上的语言单位进行分析，包括话语标记、言语行为、互文性等多个分析框架，这些框架也逐渐被用来分析口译活动。话语分析有助于构建口译话语的现场语境，考察包括译员在内的多方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角度有三个：一是用话语理论分析口译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和交际模式；二是研究口译中特有的表情和目光、手势等非语言话语标记及其作用；三是视口译为“译员协调的互动活动”，考察译员不仅仅作为“传声筒”，而更多充当话语的参与者、协调者的身份与作用。这意味着，将口译活动作为话语，将译员作为主观能动的话语参与者，将“社区口译”作为“话语口译”来进行研究（Jiang 2007）。使用礼貌原则对社区口译的考察发现，译员会强化或弱化讲话人的礼貌策略，也会采取“保全面子”的策略保护自己的职业地位和个人形象（Merlini 2013：267-283）。对口译特有的话语标记“注视”的考察发现，参与者注视的方向能够引导注意力、协调话轮转换和参与模式，从而影响话语参与者的角色、地位甚至话语中的权利关系和身份认同（Mason 2012：17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