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今年是普通话推行60周年，清华大学语言研究中心于2016年6月11日主办“汉民族共同语研究”工作坊，主要议题：1.从六朝至明清，什么是汉民族的共同语？什么是“汉儿言语”？它们和明清的“官话”是什么关系？2.20世纪初的白话作品的语言基础是什么？3.今后的汉民族共同语（书面语和口语）应朝什么方向发展？本刊通过张美兰教授邀请了部分参会专家就以上问题发表看法，以飨读者。 汉民族共同语的历史和现状 蒋绍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复杂的国家。居住在不同地区、使用不同方言的人聚集在一起，要进行交流，必须说相互都能听懂的话，这是历史上的通用语。发展到今天，就形成了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的历史和现状，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这里谈三个层面： 一、历史上的通用语 春秋时代就有“雅言”，是当时通行的语言。《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日常说鲁语，而诵读《诗》《书》与执礼时用雅言。汉代扬雄《方言》中经常提到“通语”，“通语”是超方言的。太田辰夫《关于汉儿言语》认为，在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了“汉儿言语”，据宋代史料记载，在黄龙府附近，汉人和高丽、女真、契丹、回纥、党项杂居地区，“汉儿言语”是这些民族交往的共同语。明清时期的通用语是“官话”。这些都是历史上的通用语。这些通用语究竟是什么状况？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是怎样一个历史过程？这些问题都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二、五四前后的共同语 从先秦直至明清，作为正式的书面语，主要都使用文言文。到清代末年，就有人提出“崇白话而弃文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成为正式书面语。同时，“国语运动”也在大力开展。这一过程，也需要深入研究。 黎锦熙说，白话“是已经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的，已经产生了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这些‘活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一声呐喊，全国的学士大夫，自然而然都‘不学而能’地写得出从没写过的‘白话文’来”。（《国语运动史纲》）历史上早就有不少白话文学作品，这当然是白话文能很快取代文言文的重要因素。，但在当时，也有欲学而不能，写不了白话文的。梁启超在1902年翻译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时说：“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梁启超日常讲粤语，官话说得不很纯熟，以至于仰慕梁氏的人去听他的演讲，总是“乘兴而往，怏怏而归”。（夏晓虹《作为书面语的晚清报刊白话文》，载于冯胜利主编《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可见，写白话文仅有模仿的范本还不够，还要有语言基础，作者要能讲某种官话，如果不会讲或讲得很不纯熟，那么，尽管模仿历史上的白话作品，还难以写好白话文的。叶圣陶写《倪焕之》，用了不少江淮官话的词汇（见佐藤晴彦在清华工作坊的发言）；如果他不会讲江淮官话，恐怕也是不能写好白话文的。这种“言”“文”之间的关系，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注意：推广普通话，对于提高全民的写作水平，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今后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 经过六七十年的努力，普通话在全国得到推广，全民的文化有了显著的提高，汉语的海外推广也取得很大成绩。但现代汉语民族共同语的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 首先是书面语的发展趋向。书面语是越贴近口语越好，还是应该在口语基础上加以提高？实际上，口语和书面语都有不同的语体，情况并不相同。就现代汉语正式书面语体来说，有的学者提出，这种书面语应该源于口语，高于口语。我同意这种看法。不源于口语，就会没有活力；不高于口语，就会失之肤浅。“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在口语的基础上加之以“文”，用这样的书面语写出来的作品才能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赏，也才能传之久远。这是关系到语言政策和导向的大问题，需要提出来引起注意。至于怎样提高，是需要研究和讨论的。 其次是白话文和文言文的比较。经常有人说：白话文不如文言文含蓄典雅。其实文言文也是各种各样的，这里所说的文言，大概是指《古文观止》里所选的那些名篇。那些名篇的语言确实是凝练、隽永，具有永恒魅力的。任何一种书面语都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文言文的发展，从《尚书》《周易》算起，到《左传》《史记》就已经有几百年到一千多年，到唐宋八大家时间就更长。白话文虽然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产生了一些不朽的文学名著，但作为正式的书面语言来使用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至今才一百年。所以，不能简单地拿今天的白话作品来和文言文的经典名篇作比较，从而认为白话文不如文言文。但白话文确实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包括学习文言文写作的意境和技巧，吸取文言文中有表现力的词语，这也是应当注意的。 汉民族共同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原理和发展方向 冯胜利（香港中文大学）“五四”前，纵贯两千年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是文言文。从语言学的语体语法理论上看，五四运动消灭了文言文，实际等于消灭了汉语的正式语体。语体理论告诉我们：说话、写文章必须和口语拉开距离才能构成正式的语体。所以，白话文必须和口语拉开距离才能正式化、才能取代文言文。近百年来，不同的文学作品对汉语的“再造语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譬如老舍的小说对北京口语的贡献；鲁迅、茅盾、叶圣陶、朱自清等的作品对“记叙体”（《春蚕》）、“论说体”（杂文）、“正式体”（讲演体）以及汉语文学的“艺术体”（《荷塘月色》），均做出过“建体”的贡献，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的新课题。 今后汉语的共同语的发展和引导，不能只从传统的“书面语正式体是否贴近口语语体”的角度来评价其“好坏”。从语言的语体机制上说，“离开口语多远才能和口语拉开距离”，“离开口语多远才能形成正式体”，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我们应当以这一机制为原则，来评价书面语的“正式度”和“适用度”。研究先行，政策的制定要参考和根据研究的结果。换言之，“与口语拉开多大距离”才能形成和满足“多大程度的正式体”，这才是当前语体语法的研究对象，也是当前“语言战略”不能忽视的学理根据。对书面语和口语的分辨，不能再用感觉来判断正误，而要用学理的根据来分析和回答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