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结式的致使意义和使动用法的双音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石村广,男,博士,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研究兴趣:汉语句法、语言类型学。代表作:《中国語結果構文の研究——動词連続搆造の観点から》和“试论汉语被动语态的成立问题”,E-mail:ishimura@tamacc.chuo-u.ac.jp

原文出处:
当代语言学

内容提要:

一般认为,最典型的动结式(简称为VRO)是由古代使动用法发展而来的。但是由于使动用法的“消亡”,我们对它的致使意义的来源问题还不得而知。针对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了使动用法的“双音化”这一新的想法。无论是单音节还是双音节,使动用法都是利用“动+宾”这一语序来表示致使意义的。历史上消失的只是单音节的使动用法。其演变过程为:R→VR。这个历时过程直接反映在现代汉语的谓词系统,即R(不及物)-VR(及物)的对立上。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16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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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结式(以下略记为VRO)是由古代使动用法发展而来的。古代使动用法的减少和消亡跟动结式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是,使动用法的“消亡”,给我们研究动结式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即它让我们再也无法说明它的致使意义的所在了。这是至今为止汉语语法学界尚未解决的一个大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在笔者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主张:使动用法并不是消失了,而是经过“双音化”后变成了动结式。无论是单音节还是双音节,使动用法都是利用“动+宾”这一语序来表示致使意义的。确切地说,历史上消失的只是单音节的使动用法。其演变过程为:R→VR。这个历时过程直接反映在现代汉语的谓词系统,即R(不及物)-VR(及物)的对立上。从本质上说,使动用法属于句法范畴。但是,很多学者把它和词汇上的概念混为一谈,看做“使动词”(或致动词),这是不可取的。本文的目的不是挖掘新的语言现象,而是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揭示古代使动用法和动结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找出一条理解复杂语法现象的简单规律,对汉语语法的历时演变做出一种新的解释。

      2.问题的所在

      王力(1989:262)指出,从古代使动用法发展到动结式,是汉语语法的一大进步,如“小之/削小它、活我/救活我”等。一般认为,动结式这一新出现的语法形式是和古代使动用法的衰落、消亡密切相关的。下面我们简单地看一下动结式产生的具体情况。

      语法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动结式来源于上古汉语中的并列式。它是指古代汉语中一个句子里几个表示不同动作的动词并列在一起做谓语的结构。并列式的前身有各种形式,在上古汉语中常见的有“V1+O,V2+之、V1+而+V2+之”等。V2是具有使动用法的使动词(1-2)或作格动词(3-4)①。例如:

      (1)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孟子·梁惠王下》)②

      (2)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战国策·魏策二》)

      (3)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左传·僖公五年》)

      (4)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史记·项羽本纪》)

      很多学者认为,并列式出现得很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开始使用,但用得还不多,到了汉代以后才逐渐多起来。也就是说,在先秦时期最通用的语法是用“而”来连接前后两个相关的动词,到了汉代,双动共宾的复合结构大量出现,当中插入“而”来连接的结构都被并列式所取代。志村良治(1974:16)、蒋绍愚(1999:339)等指出,只有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并列式才能发展成为动结式。例如:

      (5)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左传·成公十三年》)

      (6)庄公走出,踰于外墙,射中其股。(《战国策·楚策四》)

      (7)见巨鱼,射杀一鱼。(《史记·秦始皇本纪》)

      (8)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汉书·王莽传》)

      祝敏彻(1963:60)指出,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充当第二个成分的并列式只见于《汉书》,《史记》中还没出现。并列式和后来的动结式是同形异构。区别二者的核心在于使动用法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减少的(太田辰夫1958:206-9)。关于动结式的产生年代和判定标准的问题,学术界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学者(如潘允中1980;姚振武2013)认为动结式产生于先秦时期,有的学者(如祝敏彻1963;石毓智2003)认为它产生于汉代。对于这些见解,蒋绍愚(1999:330)指出:“只有断定这些自动词不用作使动,和后面的宾语不构成述宾关系,才能肯定是动结式。根据这一观点,我认为很多学者所举的汉代的‘动结式’,实际上都是动词的并列式”。目前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使动用法的衰退是从东汉开始的,所以动结式最迟在魏晋六朝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志村良治(1974)、蒋绍愚(1999)、梁银峰(2006)、曹广顺、遇笑容(2006)等都持类似看法。本文采用这个见解。梅祖麟(1991)也论述了并列式的V2“自动词化”的来龙去脉。梅祖麟列举了四个要因:1)清浊别义的衰退;2)使动用法的衰退;3)5世纪开始的“隔开式动补结构”的出现及其影响;4)不带宾语的V+A型的影响。他认为这些现象都是3-6世纪之间出现的,所以,动结式在南北六朝时期萌芽,到了唐代基本上就完成了③。按照我们的看法,下面的例句就可以看做是动结式的句子:

      (9)此王家马,汝何以辄打折其脚。(《贤愚经·卷第十一》)

      (10)我不能缘树,我今宁可斫倒此树耶。(《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五》)

      (11)未好成熟,割断其蒂。(《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四》)

      (12)主人欲打死之。(《太平广记·卷第九十一》)

      到了唐末五代,就出现了带有“不及物+不及物”的组合的动结式:

      (13)玘良(杞梁)妇圣,哭烈(裂)长城。(《敦煌变文·王昭君变文》)

      这一例句,可以说是动结式得到普遍使用,开始进入了发展期的标志(梁银峰2006:23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使动用法(或作格动词)在汉代还占优势地位,六朝以后,它明显衰弱,V2的致使义也变弱,在语义上只表示某种状态,及物和不及物两用的V2就作为不及物动词固定下来了。但是,使动用法的“消亡”给动结式的分析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即我们再也无法说明它的致使义的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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