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十分重要的理论命题，不仅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此有重要的论述，我国学界也对此问题有过集中的探讨。什么是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二者的关系如何，这个看起来十分清楚的问题，由于外部世界的变化，人们所处历史语境的不同以及个人理解上的差异性，却常常模糊难辨。这就导致了在实际创作中，有时为了文艺的真实性而忘记倾向性，有时为了文艺的倾向性而不顾真实性，有时甚至对文艺的倾向性存在表示怀疑，所有这些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背道而驰的。在文艺活动日益繁荣备受重视的今天，重新讨论并厘清这一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主要观点见于他们所写的一些文艺通信中，这些通信评价了拉萨尔的历史剧《弗朗茨·封·济金根》、考茨基的长篇小说《旧与新》和哈克奈斯的中篇小说《城市姑娘》，具体是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85年11月26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8年4月初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而在恩格斯给敏·考茨基和玛·哈克奈斯写的两封信中，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文艺的倾向性、真实性以及典型性等现实主义的文艺问题。除此之外，在其他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也有对文艺的倾向性或真实性等问题的相关论述。综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他们关于文艺的倾向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肯定文艺的倾向性。恩格斯说“我绝不是反对倾向诗本身”。[1]其次，认为倾向性越隐蔽越好。恩格斯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2]“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3]恩格斯还认为，不需要“在这本书里公开表明您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您的信念”。[4]再次，十分强调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性描写。“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5]“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品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6]因此，恩格斯说：“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7]又次，正是在以上主张的基础上，指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方法，即典型化的创作方法。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8]“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9]以上这些基本构成了马恩经典作家关于文艺倾向性、真实性及典型化创作的主张，也是他们关于“现实主义”的基本见解，这些见解同恩格斯所谈到的“三融合”原则，即“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10]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倾向性需要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中来展现和完成，而不能概念式或抽象式的硬性塞入。倾向性无须特别关注，只要创作者将精力执着于细节，执着于情节个性的真实与生动，执着于艺术的“典型化”塑造，那么倾向性便可以“自然地流露出来”。可以说，关于真实性与倾向性关系的统一与一致，是以典型化基础之上的真实性描写为前提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评论作家作品时，反复肯定了文艺的真实性的重要价值，他们之所以特别推崇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萨克雷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就是因为这些作品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11]真实性、倾向性以及有关典型塑造的相关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内容，之后的各种现实主义理论都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或发展的。 由以上论述可知，文艺的真实性、倾向性及其关系等问题，是一个并不陌生而又内涵界定比较明确的命题。然而，由于受各种现实环境、政治因素、个人喜好等所制约，真正将二者做出比较正确的理解，并在实际创作中合理运用，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把握艺术表现的真实性，以及如何把握作品思想内涵的倾向性，在创作主体的创作意识和实际创作中，往往并不会如理论本身所界定的那样清晰明了。 新时期之初，关于要真实性还是要倾向性以及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讨论。1978年初彭立勋就在《关于文艺的倾向性和真实性——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学习札记》一文中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文学艺术的倾向性、真实性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政治倾向性和艺术真实性辩证统一的思想，是我们战胜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锐利武器”。[12]而1979年杜奋嘉的《艺术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则从理论上阐明了“艺术真实性与政治倾向性是文艺作品中两个互有联系，但又不能混为一谈的概念”[13]这一基本事实。1980年以后到198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有更多的学者加入了这一讨论。 从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关于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真实性与倾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如王之望就认为，“文艺真实性、倾向性和艺术性相统一，即文艺真、善、美相统一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对无产阶级文艺的一贯的和基本的要求”。[14]这也是大部分理论家所认可的观点。二是认为二者虽然有统一性但仍需要在实践中具体检验。如陈育德、严云受就在承认文艺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相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艺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不是纯理论性的问题，在一部作品中两者是不是统一的，怎样统一的？它是不是能够帮助人们提高精神境界？这都要由客观社会效果来检验。文艺是反映生活的，又反过来给生活以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15]由客观社会效果来具体衡量文艺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关系，从创作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二者关系的复杂性。这与第三种观点，即强调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是有相通性的。陈涌认为：“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他认为，“不能认为真实无情地揭露我们现实的矛盾和问题，揭露现实的阴暗面便会丧失社会主义的立场，便无法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教育人民；同样，不能因为要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坚持创作的社会主义方向，便认为只有歌颂光明，至于揭露我们现实的矛盾和问题，揭露我们现实的阴暗面，和社会主义立场、方向是不相容的。问题不应该这样理解。”[16]四是认为倾向性应该存在于真实性之中。刘冲一指出：“倾向性之于真实性，并不是作家任意外加的，而是生活本身固有的。重要的是作家能否自觉地认识它，能动地反映它。”[17]陈涌也强调了真实的生活与倾向性的固有关系，他认为，“我们要求的是艺术的真实性和社会主义倾向性的一致，但社会主义倾向，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本来存在的，我们作家的社会主义倾向应该看作是现实生活本来存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一种反映和提高，又转过来融汇到艺术创作中去”。[18]这种强调通过真实生活来表现倾向性的观点，在许多理论家那里都有共鸣。对照以上相关讨论的基本观点可以看出，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基本都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