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标题看似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搬用到文学场域，有点危言耸听了。后来的世界似乎也证明了“历史终结论”的虚妄，但福山的理论依然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已经变得更加严重也更加复杂的全球性社会问题：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泛化的利益争夺已经完全纠缠在一起；或者说，现实的权力冲突和权力争夺不是缓和了，而是更加尖锐化、复杂化，并且还更加表面化了。这在网络世界中已是显而易见的了。那么，对于我们的文学而言，所谓“文学史的终结”又意味着什么？ “文学史的终结”，一般说是指传统的以经典作品为核心(价值标准)构建的文学逻辑的断裂或终止。这个文学逻辑也可以理解为文学史。这种“文学史的终结”是怎样发生的？这就要归因到当下的新媒体语境了。 何谓新媒体语境？简言之就是数字化媒体所形成或主导的文化场域。 参照一般的定义，如果说“传统媒体”是指报刊、广播、电视等的话，“新媒体”主要就是指数字化的媒体形态，即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以互动传播为特点，能够涵盖所有人际间的信息传播媒介。到目前为止，新媒体主要包括数字报刊、数字广播、手机信息、移动电视、桌面视窗、数字影视、触摸媒体、手机网络等一般网络媒体形态。新媒体依赖数字、网络的技术支持，通过与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相联结的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渠道，完成信息的传播与服务。所以，一般将新媒体概称为“数字化新媒体”。 相对于技术层面而言，新媒体的传播与服务功能所体现的文化特点更为重要，更值得各种专业领域的关注和探讨。在技术层面，互联网、数字、移动技术可谓新媒体的支柱，但新媒体的功能体现则主要是在其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方面，即时、交互、共享、定向、个性、海量、超文本等为其主要特征。也就是说，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和内容都不再是以单线或线性流向为主导的了，这将导致对其价值判断和有效利用的多种乃至无限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是信息内容的无穷变量，包括其中的内容创新，新媒体形成的实际就是一种新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 更深一点看，如果新媒体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文化工具、生活工具等，那么人类社会实际进入的就是一种新媒体的文明时代——以新媒体为生产力水平标志的文明时代。但这个话题现在暂不讨论。 因此，新媒体也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文化场域。在新媒体语境中已经没有了一般意义上的“受众”概念，所谓“受众/用户创造内容”成为新媒体语境的一大特征。这是与传统媒体语境的一个重大区别。它标志着文化权力构成及其所属的结构性重组或重建。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学史的终结”在不同层面上发生了。 首先是传统的经典作品的价值地位发生了“位移”。新媒体语境的形成和实现，依赖的是它的技术支持，并由其技术支持而生产、形成其自身逻辑的特定文化。这意味着传统媒体语境中的经典不再可能独占新媒体语境中的经典价值地位，正统主流的经典历史不再只有唯一性的书写方式；换言之，新媒体文学的经典——假如其还会诞生的话——需要而且应该由其自身的生产方式来产生，并由其自身的价值观来重新塑造和定义，同样，新媒体的经典所主要体现的也必然是其自身语境的文学生产水平及价值观。否则，所谓新媒体文化就无任何实际所指，也无任何实质意义，就谈不上真正具有存在意义的文化创造性。这可以说是一种文学史观的改变。 不过，传统经典的唯一性地位的丧失，并不意味着它的价值地位的完全沦丧。严格地说，传统经典的地位不是被完全地取代，而是发生了位移——传统经典的价值地位既非以往的独占，也非可能的消失，而是将在新媒体语境中进行结构性的重建，传统经典的历史也将随着这种重建而部分地延续与流传下去，成为新媒体也即人类社会未来的共同传统。简言之，这种文学价值地位的改变或者说文学史观的改变，并不是一种零和游戏，价值地位发生位移之后，新的结构功能将使我们的文学史继续承传、脉传至未来。 其实，就在不远的过去，传统媒体文化自身的历史就可以对这一变化做出一个相对简明也比较乐观的解释。大约百年前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用白话取代文言，这在文学和书写、书面语言的历史上，可谓百年一遇的革命。当时就有了“白话文学正宗说”。此说与其他的文学革命理论差别何在，或者说它的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何在？文学的正统并非只有文言文学一脉，白话文学也是中国文学古往今来的正宗嫡传。“白话文学正宗说”的“革命智慧”在于，并不完全否定文言文学的正统地位，并非要用白话文学完全取代中国文学的传统历史，而是确立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新传统，准确说是挖掘出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固有传统即白话文学传统的历史合法性。中国文学不止是文言文学的传统历史，而且也有白话文学的传统历史，只是历史价值观的偏执使得白话文学的传统一直被压抑，而文言文学传统的一枝独秀最终桎梏了中国文学的生命力，特别是在西风东渐、世界文学大潮席卷中国文学的历史背景下，文言文学无法担当中国文学复兴的民族文化重任，必须重新激发白话文学的历史生命力，以其主导助推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正是在这一理论阐释中，“白话文学正宗说”一方面获得了文学革命的现实引领地位，另一方面也重新定义了文言文学、中国文学的历史观念。我们也可以说，“白话文学正宗说”使得文言文学的传统价值地位产生了位移，它不再能够独占文学的唯一正统地位了，但它的价值地位并未被完全取代或抹杀，而是在与白话文学的历史博弈和互动影响中，继续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上延续和拓展自己的生命，但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文学即白话文学主导的时代，新的文学经典只能是白话文学，这确是无可置疑的了。这也是历史发展进步的一种体现。所以，文学价值地位的位移、变化，并非一定就成悲剧，尤其是，文化多元的交织生态更是共生共荣的常态。换个角度看，某种价值地位的位移也是对文学革命的一种广义的认同和贡献，新的文学支持因素，比如白话、新媒体，也是传统文学因素比如文言、传统媒体能够借以发展自身的一种崭新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