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教材呈现“井喷”之势，一项比较权威的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至2006年中国大陆范围内出版的文学理论类教材约300种。①照此估算，至今总数应不下400种。披阅所及，其中每一本教材都乏对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的清楚界说及其充分根据，很多问题都己成定论。现在之所以旧话重提，主要在于文学研究的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上，界说尚待推敲，以往认定的许多事情仍需重新考量。 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是，新时期以来国内翻译引进过两本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学理论》教材: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初版于1949年)和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初版于1997年)。二书的问世相隔近半个世纪，时过境迁，二者的理念和主张己大相径庭，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出现了文学理论趋从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化的后现代倾向，突出了文学研究的实践性、功能性和当下性，从而昭示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的后现代转折。 一、文学理论与“理论”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对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这三者的区分堪称经典，②其要点概述如下: 首先，该书对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这三者的分工与职能作了明确界定:文学理论主要研究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主要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前者是一种共时的、静态的研究，后者是一种历时的、动态的研究。其次，虽然这三者各司其职，但它们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文学理论缺少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的支撑，文学批评缺少文学理论或文学史的辅助，或者文学史缺少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规约，都是难以想象的。一方面，文学理论要以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和成果作为基础，如果缺少这一基础，文学理论便将成为空中楼阁，它所总结的原理、规律、范畴等便将统统失去存在的依据;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也不能离开文学理论所提供的观念、方法、原则的规约，如果离开了这种规约，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便缺乏理论支撑和逻辑贯通，势必变成即兴式的感想和杂乱无章的材料的拼凑和堆砌。 再次，尽管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者关系如此密切，但也不应将其混为一谈。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异，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是存在着区别的。韦勒克在相关著作中写道:“我仍然以为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是存在着区别的”，“我们还是在与原理、范畴、技巧等有关的‘理论’和讨论具体的文学作品的‘批评’之间保留一个有意义的区分吧，无论何时，似乎总有什么理由要引起对这种区分的注意。” ③ 总之，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上，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主分主异的。文学理论诉诸文学的原理、规律、标准等根本大法，而文学批评则诉诸文学作品本身，虽然文学理论需要得到文学批评的支撑，文学批评也需要接受文学理论的规约，但以上分析恰恰是以廓清学科界限、彰显专业特点为宗旨的。有论者指出，在新兴学科草创之时，“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④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的这一宗旨残留着学科草创阶段的某种痕迹，即强调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各自的差异性和特异性，藉此在众多新兴学科中谋求一席之地。 但是，到了乔纳森·卡勒，情况就不同了。卡勒在撰写《文学理论》这本“文学理论入门”书时，己置身于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文化研究勃然兴起，占据了人文学科的王座，文学研究则备受挤压而滑向边缘。文化研究最早脱胎于文学研究，如今一切颠倒过来了，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内部化蛹为蝶、破茧重生，最终消解了文学研究。这种反叛传统、凌越常规的取向与整个时代风尚的逆转一拍即合，蔚成了大化流行的后现代语境。置身其中，卡勒以新界和视角对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上建立的架构进行了质疑和拆解。 卡勒早在《论解构》(1983)中就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作过深入思考。引发思考的是英美批评界十分流行的一个观点，它将文学理论视为“仆人的仆人”，认为其职能在于辅佐批评家，而批评家的使命则是通过阐释经典来为文学服务。因此检验一种批评文字往往看它是否成功地提高了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而检验理论的成功与否，则往往看它是否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帮助批评家作出更好的阐释。换言之，文学理论属于“批评的批评”，处于远离文学作品对象的领域，它只有在有助于批评走上正道时，才是有用的。⑤卡勒明确指出，这一流行观点是新批评派的馈赠，是新批评派最值得纪念的理论工程，但他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卡勒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己有与日俱增的证据显示，文学理论的著作往往与一个尚未命名、姑且简称为“理论”的领域发生密切的联系。这个领域不是“文学理论”，因为其中许多引人入胜的著作并不直接讨论文学;它也不是时下所说的“哲学”，它不仅包括黑格尔、尼采、伽达默尔，而且包括索绪尔、马克思、弗洛伊德、戈夫曼和拉康。它或许有种种称谓，但最简便的做法，就是直呼其为“理论”。卡勒提醒，这一新的文类显然是异质性的，它超越了以往的学科框架，对于旧有的学科边界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在很多方面令人刮目相看:“我们归入‘理论’的那些著作，都有本事化陌生为熟识，使读者用新的方式，来思考他们自己的思想、行为和惯例。虽然它们可能依赖熟悉的阐发和论争技巧，但它们的力量……不是来自某个特定学科的既定程序，而是来自其重述中洞烛幽微的新见。” 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