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自清末民初产生新旧、中西之争，至今已彻底转换为被西方现代学术观念重构的对象。单就其中的文学艺术而言，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是大概念。像早期儒家“孔门四科”中的“文学”和“六艺”中的“艺”，几乎可以作为一切人文之学和道术技艺的总称。后世，虽然文学艺术的分类渐趋明晰，但诗礼乐、诗乐舞以及诗书画同源同体之观念，却仍然昭示着它所涵盖的人类知识的整全性。这和西方现代将诸种艺术体式无限细分并建立截然边界的方法判然有别。同时，在价值层面，西方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极其强调文学艺术的超功利特性，认为人的审美趣味只有严格限定在不涉利害的范围内，文学艺术才能获得自律或独立。但是在古代中国，自周公制礼作乐至清王朝八股取士，文学艺术向来是国家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它与主流政治合作乃至主导主流政治的侧面，要远远大于疏离、叛逆的侧面。就此而言，说中国文学是一种制度性文学、中国艺术是一种制度性艺术，与此密切相关的美学是一种既被制度规划同时又为现实政治提供理想指引的学科，诚不为过。 那么，在传统中国，美学和文学艺术如何介入政治，或者说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何种角色？首先，按照历史家设定的上古圣王谱系，中国早期政治的形成史，就是自然向美的生成史。其中，伏羲氏作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他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为自然立法，即通过象天法地，将无序的自然归纳整理成图式性存在(八卦)，从而实现天文向人文的转渡。伏羲之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传·系辞下》)，则是把着装视为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显现出审美与伦理、政治相混融的特性。此后，接续这种人文命脉的最伟大的创造是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按《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三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①其中的“礼乐”，既是政治的，也是审美的。就其将国家政治诉诸审美和艺术教化的特性看，审美诉求构成了这种政治的主导性诉求，一种人文化的美构成了这种制度的灵魂。同时，周公之所以在摄政的最后一年制礼作乐，也不仅仅是为了庆祝自己的政治成功，即“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礼记·乐记》)，而是要把礼乐作为实现国家政治和谐、长治久安的手段。正如王国维所言：“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② 在中国历史中，礼乐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美学和艺术问题。其中，礼牵涉社会政治体制(礼制)、人的行为举止(礼容)、典礼仪式(礼仪)等诸多环节，但其追求的政治有序性、人的行为的雅化、礼仪的庄严，无一不是以美作为目标。乐在表现形式上指称诗、乐、舞，在价值取向上涉及快乐、幸福、和谐等社会或人生目标，审美的意味更加浓厚。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礼乐，虽然以政治或伦理面目出现，但审美化的人文精神依然构成了它的灵魂。易言之，审美或文学艺术价值，虽然在现代学科定位中已被规划为纯粹的情感愉悦，以至于美学家或艺术家多习惯于以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自我标榜，但由此却导致了对中国自身伟大传统的忽略和遗忘。 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的特性，黑格尔曾讲：“中国，这个国家就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一个父道的政府，它那政府是用了谨慎、劝谕、报应的或者简直可以称纪律的处罚，来维持它的机构——一个不含诗意的帝国。”③就礼乐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看，黑格尔的看法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他忽视了由礼乐昭示的中国传统政治审美的、理想主义的维度。当然，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由于人性的复杂和现实的残酷，政治的过于诗意和审美化也必然会使执政者自陷困局。正是因此，自先秦始，中国历代思想者一方面崇尚周制，推崇礼乐，另一方面则强化政治的强制性。比如儒家，除了讲礼乐，也讲刑政；除了讲王道，也讲王霸道兼杂；除了讲独尊儒术，也讲儒表法里。这种“两手抓”的策略，在政治的理想价值和现实选择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平衡。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家为了治世急务而采取的政治强制，从来没有减损礼乐或审美政治的崇高价值。甚而言之，愈是政治惩戒措施趋于严厉，愈是需要诗意的东西构成它的核心价值，否则惩戒就失去了道义的正当性。正是因此，在中国政治史上，儒家因推崇礼乐之治而永远占据着道德和审美的高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人们一方面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另一方面也鲜明地体认到礼乐与刑政之间的主次、本末、体用之别。也就是说，“礼乐为本，刑罚为用”是对两者关系的共识性判断。就此而言，黑格尔说传统中国是“不含诗意的帝国”，就是因为他仅仅看到了中国政治作为手段的侧面，而没有看到它本质上包裹的诗意以及以由此昭示的超越性的审美理想。在中国历史中，以尚文为特色的周制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为残酷的现实注入了诗意本质，并提供了理想方向。同时，由于这种制度存在于历史的过去，它也因此成了诗情记忆的对象，成为被历代政治家反复系念和追忆的黄金时代的象征。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周制、尚文、礼乐是一组连续性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推崇周制，原因在于它的尚文，即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而周制之所以被认为是尚文的，原因则在于它在诸多治国方略中选择了礼乐。进而言之，礼乐也没有因为它的理想性而成为一对空泛的概念，而是有一套贯通天道人心的价值体系：首先，就礼乐与人内在精神欲求的关联看，它是“尽精微”的。孔子云：“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就是在强调礼乐在人心灵深处的奠基性。其次，就礼乐与天道自然的关系看，它是“致广大”的。《礼记·乐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则将礼乐看作了充塞天地、洋溢万物的普遍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