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学用非美学理论话语扫荡审美共同经验和文艺实践活动，造成当代美学疏离中国审美现场，对活生生的文艺生活失聪、哑语，美学已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具普遍性、最富时代性、最有能指性的思想理论交往的公共话语，矮化为少数专家学者的“理论”独白。一句话，当代美学话语正在慢慢失去其社会实践性。当代美学失聪、哑语症状的主要病因，既源于多年来美学撤离中国火热的文艺现实生活，严重气血乏匮；又根于当代美学与中国本土美学传统自断血脉，美学的民族精神先天不足；还与误读西方理论，食洋不化所造成的后天不良直接相关。要言之，在于古今中外的场外理论未能真正进入当代现实的审美文化与文艺实践的场中，关键话语与主要表达功能没有实现真正的理论转场，而是处于当代审美共同经验和文艺实践的场外。同时，西方美学话语没有中国化、中国传统美学概念没有现代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当代中国主流文艺理论没有当下化。可以说，当代美学理论的主要话语和关键表达功能并没有现实地转进中国本土当代审美经验中，尚在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场外踯躅。因此，构建当代中国美学理论话语体系，最重要的路径就是自觉地对古今中外的场外理论进行理论转场，并在理论转场过程中使之本土化、当下化，使之成为面对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置身当代中国审美生活、言说与表达当代中国审美共同经验和文艺实践活动，并具有广泛话语影响力与巨大社会参与度的当代美学理论话语体系。 一、场外理论转场是构建美学话语体系的合理性路径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审美活动通常是一种感性的愉乐活动，个体化与感觉化是其基本特性。而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文艺实践活动是一种典型的情感观照活动，感性形象性和情感体验性是文艺活动的根本规定性。美学作为关于社会生活中审美经验和文艺活动的逻辑建构与理性表达，其理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本路径，是对感性的审美共同经验和文艺实践活动的普遍性归纳和概念性总结。感性的现象不能自主转换为理性的本质，普遍性归纳和概念性总结的手段、方法、观念，通常从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场外的其他场域理论中借用或沿用。如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中国古代美学的主要观念，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西方美学的概念范畴大多源于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可以说，各种场外理论为美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理论观念和方法手段，这既是美学构造其话语体系的不争事实，又是美学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的关键在于，场外的理论必须能够面向审美活动，能够走进文艺实践，能够有效地言说文艺文本和审美行为，能够合理地昭示审美与文艺的本质与普遍真理，这就需要理论转场，即各种场外理论从他场转进审美经验与文艺实践的在场，成为关于言说审美经验和文艺实践的美学理论。理论转场是理论成为美学理论的合理性所在。凡不能走进审美世界言说文艺文本与活动，揭示关于审美活动、文艺实践本质与普遍真理的理论，也许是关于其他场域的理论和学说，但绝不是真正的美学理论。如其自诩为美学理论，那只能是张江教授所说的“场外征用”，是对审美活动与文艺实践的“强制阐释”①。 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形态、阶级与阶级斗争、资本的生产与消费、把握世界的方式、历史的发展动力与评价标准等核心观念、关键范畴，源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然而，这些来自审美活动、文艺实践场外的关于世界、历史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观念，面向审美活动，深入文艺实践，以欧洲具体文艺文本和共同审美经验为阐释对象，揭示了西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艺术生产与消费的特殊规律性，昭明了西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审美异化与复归的必然性，披露了西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审美文化和文艺生活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解放的现实性，解释了古希腊艺术高峰不可企及和不可重复的社会发展客观根据，阐发了悲剧与喜剧戏剧冲突的历史客观性，描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世界文学，评价了英法现实主义作家通过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来透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肯定了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和超越，通过这种理论的转场，来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场外理论成为真正场内的美学理论话语。 中国古代美学博大精深，绵延不断。在中国古代美学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代的伦理学思想、哲学思想始终为其提供着理论观念和思想方法的支持。在中国古代思学行一体化的文化生活方式与文史哲不分家的学理传统中，中国古代伦理学、哲学思想观念浸润在中国古代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中，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古代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的直接理性表达。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念，同时也是关于审美本质的美学关键词。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本体论观念，也是中国古代审美理想的最高定位。自秦、汉以降，儒家“仁爱”、“中庸”的伦理学范畴成为诠释文艺文本，评价文艺活动的基本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的主导风貌。先秦孔子的“诗无邪”、“尽善尽美”、“兴、观、群、怨”，孟子的“以言养气”、“以意逆志”、“知人论事”；两汉司马迁的“发愤以抒情”，《乐记》的“声音之道与政通”，《毛诗序》的“诗言志”；魏晋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南北朝陆机的“诗缘情”，刘勰的“文之为德也大矣”、“风骨”；唐陈子昂的“兴寄”，韩愈的“气盛言宜”、“不平则鸣”，白居易的“为事”，杜甫的“不薄今人爱古人”，皎然的“诗教”；宋代欧阳修的“兴于怨刺”，王安石的“文者，礼教治政云尔”；明代叶燮的“理事情”、“才胆识力”，谢榛的“体志气韵”，李贽的“童心”，袁宏道的“性灵”；清代王士禛的“神韵”，沈德潜的“格调”，袁枚的“性灵”等种种中国古代美学概念范畴，皆蕴涵着深远的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但又是对中国古代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最地道的经验言说和理性概括，是真正的古代中国本土美学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