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6)04-0154-11 近代以来，民族复兴已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更是仁人志士为之奔走呼号、矢志奋斗的目标，同样也是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民国第二代军人和个性鲜明的政治人物——张学良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活动中一个居于特殊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到目前为止的张学良及其思想研究中，尚未见有专文研讨，据此，拙文拟在占有第一手资料基础上，试对此加以梳理和分析，不当之处，尚祈指正。需强调的是，张学良的这一思想集中展现他在九一八事变至西安事变前政治生涯最跌宕起伏的岁月，故本文讨论的重点也放在这一时段，适当兼及其它时段。 一、民族复兴思想的缘起及其嬗变 1895年，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一般被看作是中国人民族复兴思想的最初表达，其后，这一思想不断被先进的中国人提及、言说和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牺牲。民族复兴思想的萌生往往是民族苦难和个人受困的大小环境使然。20世纪初出生的张学良，其民族复兴思想就源于那个时代中国尤其是东北特定的环境和条件。1916年，国内局势的动荡和日本凭借“二十一条”在东北的步步紧逼，使虽还是一个15岁的懵懂少年和小公子哥的张学良，产生了对当时整个国家尤其是东北现状的极端不满和忧虑，在他看来，“二十一条刚定完”，“东北相当于半个亡国奴”，“在日本的势力下，也没有什么发展”，其“思想很消极”，“心里非常难过”。但他不甘心只做一个“玩玩乐乐，死了拉倒的混混”，他要为国家、东北做点事情，可是“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不知道”①。就在他苦苦求索中，听到了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沈阳的《中国之希望》演讲，张伯苓的一语“中国之希望”，“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发愤图强”，使其茅塞顿开，“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②。虽然此时他还没有使用“民族复兴”一词，但从此，中国有希望，“中国不亡有我”，成为张学良不灭的信条，这可以看作是其民族复兴思想的萌芽。 九一八事变和东北的沦陷，不仅是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遭遇的生存危机新阶段的开始，更是作为最重要的当事人、也是当时国内政坛最耀眼的政治新星却仅为而立之年的张学良人生一次最重大的挫败和难以洗刷的耻辱，他经历了下野、戒毒、旅欧，1934年2月3日，即回国一个月后，在杭州笕桥航校的谈话时，提出了“民族复兴”一词，他说：“此后民族复兴，依赖航空军多，空军人员才能拿出牺牲精神来应付这艰难危困的局面”③。这是到目前为止笔者在张学良自己的文字中发现的最早提出和使用“民族复兴”的情况④。此后，在演讲、讲话、谈话、训话、答记者问、电函中，“民族复兴”(“复兴中国”)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出现过100多次。 1935年夏，华北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而此一时期，张学良却被蒋介石驱使，率部先后在华中、西北“围剿”红军的内战中屡屡受挫，两相对比和反差，使张学良的民族复兴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进入了新的阶段。他虽仍抱有“拥护领袖”，复兴民族的想法，但越来越将抗日作为其民族复兴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首要目标。9月22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提出：“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⑤。1936年春夏，张学良对东北军官兵的几次谈话，曾强调指出：“我们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中国经济实在永远没有复兴的希望！经济是一国的命脉，经济不能复兴，政治永远没有独立自主的一天！”⑥10月，他在西安国庆阅兵式上提醒、鞭策、激励广大官兵说：“切盼诸位今后能努力锻炼身体，研究致用之学问与技术，执戈以待国家命令，作收复失地、复兴民族之前驱”⑦。11月，张学良对奉命北上绥远，支援傅作义部抗击进犯绥东日伪蒙军的骑兵第七师全体官兵训话时说道：“中国不把日本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去，一切工作，无由而起，永无复兴之望！”⑧ 正是把抗日作为复兴民族的不二选择，张学良才毅然发动了旨在结束内战、共同抗日的西安事变。在张学良看来，西安事变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一个关键节点和起点。1937年元旦，张学良尽管自己身陷南京，前途未卜，但是给东北军写了一封饱含深情、语重心长的“告东北将士书”，要所部充分认识和理解西安事变对于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指出，这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自相斫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敌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他鞭策广大将士，认清抗敌复土责任的光荣与异常艰巨，用我们的热血，“企求我们的责任能够顺利地完成，争得民族复兴的最后胜利”，并对新的一年充满了无限的信心与期待，坚信从这一天起，“显然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开端，也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起点”⑨。之后，张学良被软禁最终被押解台湾。直到晚年，他虽然很少使用民族复兴一词，但一直非常关心民族的统一问题，希望海峡两岸捐弃前嫌，实现和平统一。 从上述梳理中不难看出，张学良民族复兴思想提出和嬗变过程显现出如下特点：首先是一贯性。张学良从提出“民族复兴”那一天起，一直坚持这一理念，直到全民抗战开始，始终没有中断过。其次是阶段性。从懵懂少年到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在历史的各个不同阶段都提出了其民族复兴思想，充分表达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再次是时间上相对集中，他的这一思想阐发主要是在1934-1936年，与其政治生涯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