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接收改造中的“国界”与“省界”  

作 者:

作者简介:
何卓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台北帝国大学的接收和改造,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台行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以罗宗洛为代表的教育部台湾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人士,除了处理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已然改变的主从关系,还需要面对新出现的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有“国界”、无“省界”,到“省界”显、“国界”隐的潜变。大学接收中突出体现的是不分省籍的告别殖民地地位的急切期盼,接收后的大学改组则越来越彰显外省人士与本省人士具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使接收初期合作无间的省籍关系出现裂隙,甚至影响到本已达成的国族认同。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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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10

      台北帝国大学的接收和改造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台湾行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李东华、杨宗霖编校的《罗宗洛校长与台大相关史料集》(含罗宗洛当时撰写的接收报告书、接收日记、当时载之报端的讲辞,给后任者的信函,以及事后的回忆录等)的出版①,逐渐引起学界重视。罗宗洛是中国政府委派接收台北帝大的主要负责人,在完成接收并改造成国立台湾大学的过程中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他留下的这些珍贵史料,不一定能够解决有关台北帝大接收和改组中的一切历史问题,却足以反映这一过程的概貌和基本矛盾。其中接收日记,除第一次出差重庆期间停记之外,从受命到达台湾的第一天到辞职离任,每日有关接收的大小事宜均有记录,实为迄今发现的有关台北帝大接收最详尽、最真切的文献。本文将以《罗宗洛日记》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文献,对中国政府接收改造台北帝大过程中中国人与日本人,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关系略作探讨②。

      一、从台北帝国大学到国立台湾大学

      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台湾回归中国,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教育设施与其他设施一样面临中国政府的接收和改造。根据国民政府教育体制,台湾中小学和高等专科学校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负责接收和重建,台北帝国大学的接收和改造则归教育部管辖。1945年9月中旬,教育部长兼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在重庆北碚召集在当地的中央研究院的几个所长谈话,分别指派接收不同大学的任务,其中指派罗宗洛到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③。因事情紧急,他们被要求立即收拾行装上路。罗宗洛提议苏步青、陈建功、蔡邦华、陆志鸿、马廷英5人随往,得到支持④,朱家骅又派了秘书王泳作为教育部督导员陪同前往。

      台北帝国大学成立于1928年,初设文政及理农两个学部,台湾光复时已扩展为文政、理、农、医、工5个学部,本科学生863人,另有预科生586人,医专生318人。学生以日本在台人员子弟为主,台生比例很低(本科165人,预科73人,医专113人),尚有极少数的朝鲜学生⑤。学校设备精良,师资力量雄厚。朱家骅交代罗宗洛的接收原则有三:要完整接收,避免损失;接收后即筹备复课,暂可留日籍教师担任功课,以后找到合适的人再替换;暂时一仍旧贯,求得稳定,以后逐步按中国的大学规章改正⑥。

      罗宗洛、马廷英、陆志鸿于1945年10月17日到达基隆(其他人员稍后到达),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起于是日。当日记载:“(乘坐美国旧军舰)上午十时望见陆地……十二时抵基隆,下午……终于登陆。基隆同胞出迎者甚众,吾人被导至邮政局大厦中休息。当地人士以茶点招待,女学生殷勤进茶,各面有喜色……六时许抵台北,沿途各站皆有台胞伫立欢迎,车过时欢呼挥手,状极愉快。”到达住所(台北大学总长官舍),“驿前灯火辉煌,同胞以万计夹道欢呼,情形之热烈,为余平生所仅见,足见台胞民族意识之盛旺”⑦。他们对台北帝大的接收工作自此热烈支持气氛中展开。

      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尚未到达,台湾光复仪式尚未举行。为了工作顺利开展,罗宗洛吸收台北帝大唯一台籍教授杜聪明和台湾第一个哲学博士林茂生加入他领导的教育部台湾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分别负责医学部和文政学部的接收,分配随后到达的苏步青、陈建功、蔡邦华分别负责理、农、工三学院的接收。接收的方式,经多次商议决定分步骤开展:首先分头去各处参观,充分了解实际情况;在基本了解情况后,开始与大学当局接触,并令他们全面编造人员、图书、仪器及药品等清册;随后对这些清册与实物对照进行逐一清点;俟完成,最后正式接收。

      在第一阶段,罗宗洛一行费时约三周,分头以“个人名义访问各教授,并参观其研究室之设备”,“与在大学任教之本省人士谈话听取其报告”,“与本省学生谈话听取其报告”⑧;10月30日,罗宗洛等到大学本部与帝大总长安藤一雄见面,指示接受方针,要求其从速准备好财产、设备和机构、人员清册,进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正式接收并清点财产,11月15日上午十时举行大学交接仪式,罗宗洛偕教育部台湾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成员陆志鸿、马廷英、杜聪明、林茂生及教育部督导员王泳等出席,安藤一雄率原帝大各部部长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安藤委“森本庶务课长交出种种印信、清册,经余(罗宗洛——引者注)检点后,交由陈英湛君收下……随即至学生课、农学部、会计课、南方资源科学研究所、理学部接收,各出会计账簿由余盖章……下午一点半,继续接收图书馆、预科、文政学部、南方人文研究所、工学部等处,三时半完毕”⑨。日方共移交大学及各部官印85枚,清册65个⑩,象征主权转换。财产清点工作量巨大,接收人员人手不够,遂动员在台大服务的台湾同胞,如助教、讲师等青年20余人和高年级的台湾学生分片进行,历经一月完成。实际开展中正式接收的时间有所提前,主要是受到教育部的来电催促所致。

      接收后的大学名称,初仅取消“帝国”二字而冠以“国立”,称“国立台北大学”,后根据教育部指令确定为“国立台湾大学”(11),教育部任命罗宗洛代理台湾大学校长职务。依照中国学制,罗宗洛将国立台湾大学进行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改造,分设系、科,各“学部”改称“学院”,并将文政学部划分为文学院及法学院,再加上理、医、工、农共为6个学院、设22系。原有的大学预科,改为先修班。

      二、中国人与日本人

      台北帝国大学原创于日本殖民者,所以它的接收,直接相关的是兼有战胜国和被侵略国双重身份的中国政府,与兼有战败国和侵略国双重身份的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具体就大学而论,便是代表“帝国”方面的安藤一雄当局与代表中华民国方面的罗宗洛一行。在接收过程中,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始终是最重要的一面。从罗宗洛日记观察,总体上,对于中国接收人员的指令,日人采取了配合的态度,但也出现不满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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