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舆论对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之态度  

作 者:
黄飞 

作者简介:
黄飞,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外关系,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历史教学

内容提要:

南京国民政府主政后,将“修约外交”包装成“革命外交”并予以宣传、推动。九一八事变后,要求政府进行“革命外交”的舆论诉求迅速高涨,但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举措是将日本侵略行径诉诸国联并寄望于国际社会的干预。随着日本步步紧逼,舆论对政府“革命外交”的态度不断变化,由满怀希望到不满、怀疑,在“锦州中立化”方案后,更对“革命外交”话语本身产生质疑。为了缓解舆论压力,并为自己的软弱外交辩护,南京国民政府对“革命外交”进行新的诠释与构建。南京国民政府这一举措,让民众进一步看清政府“革命外交”的本质,放弃“革命外交”的诉求,“革命外交”淡出舆论视野。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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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16-0052-06

      20世纪20年代,“革命”成为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等民族主义政党的共同诉求,“人人都认为自己是革命者”。①“不同的政党和不同的派系竞相争夺和垄断对‘革命’话语的阐释权,争夺‘革命’的正统,并试图建立各自对‘革命’话语的霸权地位”。②“革命被构建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和使命实践的正当性”。③“革命外交”正孕育于此背景下。当时学人认为“革命外交”是“国民革命进程中的产物。它最初蕴蓄在爱国青年的救国热情和愤慨的意识中,次由国民党人明白提出”。④“国民党人最足以自豪的,对内就是党治训政,对外就是革命外交”。⑤早在建立南京政权时,为了获得列强的好感与支持,蒋介石公开了他与“武汉人物”迥然不同的“温和型外交”:

      既致力于国民革命“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与平等”的目标,又坚决摒弃群众性、暴动性的极端手段,强调用温和、渐进的方法,一步步地去达成这些目标。⑥

      改订新约运动,正是践行此种“温和型外交”。然而,为了赢得民众支持,获取政权的合法性,南京国民政府主政后,在国内声称继承“革命外交”,并予以宣传、推动。

      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关于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研究成果,包括对“革命外交”的案例研究,对“革命外交”的性质、成果和意义的研究等。然而,舆论对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看法与态度,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舆论对“革命外交”的态度则很少有人关注。九一八事变开启了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军事抵抗成为最主要的呼声,“革命外交”还能顺应时事么?抑或被抛弃?周斌对九一八事变后的“革命外交”话语予以梳理,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要求进行“革命外交”的呼声高涨,政府在民众压力下,转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然而政府的“革命外交”措施未能阻止日本侵略,这激起民众对“革命外交”的批评。随着政府对日政策渐趋强硬,舆论对“革命外交”批评告一段落。⑦但九一八事变后,舆论对“革命外交”的态度是否仅体现在对政府的监督,对政府是否进行“革命外交”的评判中呢?是否还有其他面向?本文希望以《申报》为中心,考察九一八事变后舆论对“革命外交”态度的变化并探究其原因。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舆论变化

      一战时,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日本强迫中国接受旨在全面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一战后,日本无视中国民众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接管山东,为了阻止北伐统一中国,日本还制造了济南惨案。日本在中国的恶行让中国民间仇日情绪持续升温。九一八事变前几个月,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引发了朝鲜半岛的反华运动,当时国内已出现了对日实行“革命外交”的呼声,“日本帝国主义者之狰狞面目,已毕露于吾人之前”,“我外交当局运用国人付托之革命外交精神,此其时矣”。⑧民众希望政府“厉行革命外交对日严重抗议,取有效急切方法,保护危难中之十万侨民”。⑨有部分民众甚至要求“对日宣战”。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军事侵略让国内原有的仇视日本的民族主义迅速发酵,虽然中日之间实力悬殊,但是要求对日宣战、作战的呼声却迅速高涨。河北省各县市商会通电:一旦政府发布“对日宣战”之令,“全省商人即执干同赴国难”。(11)煤业公会召开紧急会议,“电请政府对日宣战”。(12)东亚同文书院中国学生要求政府“立即出兵,对日宣战”。(13)上海县党部“务恳蒋总司令克日亲统大军,驰赴关外,对日作战,全区民众,誓为后盾”。(14)菲律宾华侨通电:“请速止内争,对日宣战,本省华侨、誓为前驱。”(15)九一八之后,“对日宣战”成为商人、学生、地方党员乃至海外华侨等人的强烈诉求。

      与此同时,要求“厉行革命外交”的舆论迅速发酵。商会、学校、同乡会、妇女联合会等组织纷纷提出“革命外交”的诉求。上海市执委会“请政府以革命手段,收复被占各地,以革命外交,达到赔偿道歉的目的”。(16)上海大学生请愿团“请政府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17)旅沪同乡团体“请政府行使革命外交”。(18)妇女联合会要求政府“厉行革命外交”。(19)海外华人也有相同的主张:“日贼入寇国势垂危,望一致合作,实行革命外交,誓为后盾。”(20)

      要求政府“对日宣战”与践行“革命外交”的舆论升温,成为九一八事变后民众对政府最主要的诉求。对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占领北京取代北洋政府)到1941年(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期间,《申报》中的“革命外交”与“对日宣战”进行检索,“革命外交”出现的次数如下:1928年34次,1929年162次,1930年64次,1931年146次(九一八之事变后105次),1932年60次,1933年9次,1934年2次,1935年11次(不包括以书名方式出现的7次),1936年4次,1937年4次,1938年1次,1939年0次,1940年0次,1941年1次。“对日宣战”出现次数如下:1928年33次,1929年1次,1930年1次,1931年258次(九一八事变之后257次),1932年34次,1933年22次,1934年2次,1935年0次,1936年0次,1937年4次,1938年3次,1939年0次,1940年0次,1941年2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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