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政变标志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弃了孙中山晚年推行的三大政策。但是，惧于三大政策深入人心，建政伊始的国民党中央不但没有四处宣扬改弦易辙的决绝，反而反复强调“清党”反共有不得不然的“苦衷”与联俄、扶助农工政策维持不变的决心。对于联俄政策，直到1927年12月14日，在得到苏俄驻广州领事参加中共广州起义的证据后，才宣布对苏俄绝交。 国民党中央更忌惮民众运动在道义上的正当性，它完成“不要民众”①的过程宛若一场漫长和隐秘的“系统工程”。说其漫长，是因为直到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国民党中央才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抽出民众运动革命式的内容，代之以与社会现实妥协的内容；说其隐秘，是因为尽管国民党中央曾一度“暂停”民众运动，但它始终没有公开否定过民众运动，而且还时刻不忘标榜赞助民众运动，它通过严密掌控民众运动的领导权和严格规定民众运动的活动范围，力图从实质上扭转民众运动方向，从而达到取消阶级斗争式的民众运动的目的。 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政策的变化多有涉及，但对其政策变动背后的派系纷争和思想分野尚未引起充分的重视。②本文利用海峡两岸最新的资料，对国民党中央对待民众运动的两面手法作一比较细致的分析。 一、暂停民众运动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此后该党应采取的执政路线多有阐述，给人的印象是，除了不得不“清党”反共外，大革命时期所揭橥的“扶助农工”、“拥护民众运动”等政策不但不会改变，还会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 1927年4月13日，蒋介石发布《告国民党同志书》，宣称要“努力民众工作，为本党党员急切之责任”。4月17日，又发出布告，“此为阻止少数分子发生叛乱行为，并非变更国民党任何政策，所有一切农工主要团体及各级党部，皆照常进行，毫无更张”。③4月18日，国民党发布《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标榜“两年以来，本党仍继续总理领导国民革命之精神，从事于扶助农工民众团体组织之发达”。4月21日，蒋介石发布《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书》，“谨提四事，与我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相约”，其中第四项即为“唤起民众，拥护农工”。8月18日，蒋介石与酆悌等谈黄埔同学会事，提出“革命应以唤起民众为基础”。④9月20日，蒋介石发表《告别同学书》，要求“黄埔同学不但要扶助农工，而且立志要到农村、工厂里实地去做农工”。⑤ 国民党中央还将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从事民众运动不力的原因归结为该运动为共产党所“包办”。1927年4月13日，蒋介石在《告国民党同志书》内称，“我党本以协助农工运动与发展其组织为基本政策，乃农工之事，几皆为共产党所包办”。4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指责共产党“破坏本党领导农工运动之地位，遮断本党与民众结合一致之战线”。同日，《国民政府告全体将士书》痛诋“自割据党内之叛徒，日嚣月张以来，于本党之组织宣传，于本党之农工运动，一切胠箧以去”。4月20日，蒋介石来到东南大学，给黄埔同学会作讲演，“从前的民众运动、农工运动，统统给共产党包办去，不许我们插足”。次日，蒋介石在《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书》中再次指责共产党“藉我国民革命的掩护，假我国民党的名义，包揽党务，把持农工运动”。⑥ 然而，拥护民众运动并不是蒋介石的真实想法，他的上述表态口是心非，只不过是暂时还没有机会将其真实态度表露出来而已。1927年12月11日，中共发动广州起义，给蒋介石压制民众运动提供了借口。蒋于13日发表谈话，表示：“在本党未确定计划以前，一切民众运动都应暂时停止，静待本党与政府对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确定方针。”⑦ 为顺利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先后采取了拉拢汪精卫派及与胡汉民结盟的策略。胡汉民也愿意借机重返国民党权力中枢，他着重在理论上阐述国民党的新路线，表示“数月来，屏置一切而注意下之三点：一、三民主义之阐扬，二、民众运动之理论与其方略，三、党之组织与运用”。⑧关于民众运动，他反对阶级斗争式的、革命的民众运动，明确表示“破坏工作完成，须接着开始做建设工作”，“中国民众运动，决没有适用阶级斗争理论之余地”。与此同时，他还认为民众运动须接受国民党及政府两方面的领导，“党必须一方为民众团体的训练指导，使其能自由对于国家社会问题表现其意思，贡献其能力，一方为政府的监督指挥，使其扶助民众相互的利益，其权力得为民众的权力，其政策得为民众谋福利的政策”，⑨胡汉民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为蒋介石所赞赏，因此，尽管蒋左拉汪精卫，右拉胡汉民，实际上更倾向于胡，对汪派则只是笼络而已。 1928年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蒋介石对此次会议特别重视，亲自于2月1日在预备会上提出《关于党务案》，对民众运动多有着墨。他首先断言“今日本党毒仍遍于全身，驱逐少数共产分子于党外，而沿用其所执持之理论、所采取之方法，是昔者以共产党操纵国民党，今则以国民党继承共产党”，并认为民众运动的对象和方法与大革命时有了很大的不同，“昔在军阀压迫之下，本党民众运动之对象为军阀，故以革命的立场，对军阀所统治之一切，无所不用其破坏。破坏工程越大，建设障碍越少，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也。今在本党统治下之各省区，旧有对象既经消灭，建设时期又在眼前，若复以破坏为目的，何异自毁其椟而碎其玉？故今后本党在民众中，其目的为建设的组织、建设的宣传、建设的训练，不特共产党之方法应彻底湔除，即本党青年党员之幼稚行为，亦须根本纠正”。关于国民党的机构调整，他主张废止中央及各级农民、工人、妇女、青年、商民等部，只设组织、宣传、训练三部，于必要时得设特种委员会辅助之。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