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6)04-0086-07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在遵义会议作用的具体评价中，普遍的表述是说，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共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而关于政治路线问题，一般的认识是遵义会议没有提出和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但是仔细推究，上述说法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政治路线和组织问题、军事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很难说解决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而无涉政治路线，因为政治路线统领组织、军事路线等，在相关各种问题中处于核心地位。二是，关于遵义会议的评价，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如果说政治路线没有改变，遵义会议后仍然延续过去的政治路线，则怎么能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呢？因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虽然表现在政治、组织、军事等许多方面，但首先并且集中地表现在政治方面，组织、军事等方面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都是政治路线派生的，而且是由政治路线决定的。如此疑问，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遵义会议作用，特别是遵义会议与政治路线转变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如何认识和评价遵义会议作用的重要问题，有着值得讨论和澄清的必要性。 遵义会议是否改变了政治路线？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否则遵义会议就不会有那么巨大的历史功绩。遵义会议在改变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同时，改变了政治路线。这是一个确凿的事实。 一、“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被废止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破产，它已经难以为继了。遵义会议在集中批评“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过程中，实际上否决了其整个路线，包括其政治路线，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需要强调的是，遵义会议决议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集中批评，最后归结到了从政治路线角度批评的高度。遵义会议决议指出，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1](P5)①具体表现就是“单纯防御路线”，一是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二是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三是分兵主义，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四是没有利用“福建十九路军事变”这样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条件。在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而这些“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其根本原因是“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决议所指出的这些错误，就不仅是军事路线方面的错误，而许多是政治方面的错误。特别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语境里，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如八七会议指出陈独秀等“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2](P252)六届四中全会上，批评立三路线是“冒险的机会主义”“最无耻的机会主义”等；[3](P30，32)中央苏区时“左”倾路线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排斥，也是指责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4](P483)对“罗明路线”的批评，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决议还明确指出了“左”倾教条主义领导方面的一些政治错误。如批评博古在“正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的结论是“机会主义的结论”，博古支持和放任李德的错误的军事指挥，“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长征计划的秘而不宣，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讨论，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把主力红军变成掩护队，使之行动迟缓等，“这不能不是严重错误”，特别是长征初期的“避战主义”和“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的方针，表现了博古、李德“其战略上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基于对上述错误的认识，遵义会议决议要求把批评和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被定性为“机会主义”的错误，现实中造成严重失败的路线，遵义会议后还会和再能够继续执行吗？所以，它的废止是一种必然。正因为遵义会议后废弃了过去的错误路线，因此毛泽东后来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 而“过去的路线”“都不能起作用了”，这既为党探索和制定新的政治路线创造了条件，也是现实需要对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提出的必然要求。废止过去的路线，就必然要实行与之不同的新的路线(虽然新路线不可能一蹴而就，有形成的过程)，这是事物演变的基本规律。遵义会议后的新的中共中央，要领导中央红军走出危局，就必须在扬弃中纠正错误和前进，实行新的、不同于以前的政治路线，即改变过去的政治路线。 二、军事路线的解决实际上改变了政治路线 遵义会议改变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这是不争的事实，是人们的共识，其意义非常重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5](P541)军事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和第一位的工作，它覆盖党的全部工作，统领军事斗争的军事路线就集中地体现党的政治路线，是政治路线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曾就此指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6](P36)并且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是密不可分的。军事战略、军事计划和军事部署，都是依据政治路线指向、政治目标而确定的，军事活动的出发点、基本目标、具体运作过程及其他环节的配合，等等，都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是政治的反映和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