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起源于问题，那么，修辞学尤其是中国修辞学当前面临着什么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又是什么？ 历来的修辞学论文通常是就某一具体问题加以展开，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本文则试图采取另一种论述方式，这就是： 只提问题，并不直接加以回答。 一、“修辞”是否需要重新定义？如何定义？ 中国现代修辞学曾经有过比较辉煌的岁月，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几十年中，重印几十次①，以至于在文化界几乎无人不知；至于1951年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当时全中国最重要的也是覆盖面最大的大众媒体《人民日报》连载近七个月达四十六次，大有“有井水处皆歌柳词”之叹②；即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本修辞学的专业刊物《修辞学习》（《当代修辞学》前身），每期发行量高达十多万份。可是，近年来中国修辞学却似乎越来越遭遇双重的边缘化：首先是在语言学科内部边缘化，而同时随着语言学科在整个学术界的边缘化被进一步边缘化。而这我以为与对“修辞学是什么”的认识密切相关。 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对研究对象的定义，这是有效认识对象的基本条件之一，学术共同体对此应该具备一个基本的共识，修辞学自然同样如此。可是，在“什么是修辞”上，修辞学研究者的共识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或者说，至少是缺乏普遍的自觉认识。 “修辞”是什么？ 在修辞学界以外，修辞通常不是只被理解为“辞格的使用”，便是只被理解为“修饰语言的过程”，以至于“修辞”不是等于“辞格”，便等于“花里胡哨”，在相当程度上被“污名化”。③ 而在中国修辞学内部，则大多对此避而不谈，“只顾低头拉车”。明确表示的主要观点有：“修辞是对语言的‘美化’”④，修辞就是语辞的“调整”⑤。此外，或以为修辞是“语言艺术化过程”，或以为修辞就是“同义结构的选择”，或以为是“象征的艺术”…… 而我们曾经提出“修辞是追求语言交际有效性的行为”⑥，近期则提出，修辞就是“使用语言实现自己意图的行为过程”⑦。或许有人以为，这两者意味着一种矛盾。我们以为，这两个定义有区别，但却是高度相关，都是肯定了修辞是“使用语言实现自己意图的行为过程”。应该说，这一过程，一般而言，同时也是一个“追求语言交际有效性”的过程，只不过“追求有效性”更强调了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愿。也许不妨说，当行为主体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努力追求言语行为“有效性”的时候，他是在修辞；当他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在努力“追求有效性”的时候，只要是在“使用语言实现自己意图”，其实也是在“修辞”。 对研究对象定义的不同不仅意味着研究材料的变化，更意味着研究范式、理论空间乃至学术价值的改变。那么，到底哪一种定义更合乎社会需要？哪一种定义具有更广阔的理论疆域和深刻的理论可能？ 二、“修辞学”与“语言学”是何关系？ 对于修辞学和语言学的关系，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过比较多的讨论，但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认识。迄今为止，主要有这么几种认识：一是认为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下位学科”，与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并列⑧；一是以为修辞学属于语言学的“边缘学科”，它既属于语言学，又不是典型的语言学⑨；与之相关的是第三种认识，认为修辞学是一种“交叉学科”，既属于语言学，又不只属于语言学，它同时还与心理学、美学、哲学、社会学等等交叉。可是，我们不难看见，认为这是交叉学科的，并不是确切地指语言学和某特定学科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而是指语言学与n个学科（如心理学、美学、文艺学等等）之间的交叉，其重点依然是放在语言学上，这就决定了所谓交叉只不过是语言学边缘学科的同义词罢了；至于说把修辞看作是语言学内部与语音、词汇、语法并列的下位学科，其实也没有获得现代汉语教材使用者的普遍的认同⑩，乃至于极端的就认为修辞并不是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修辞学与语言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否从传统的“下位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纠缠中跳出来？ 的确，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都表现为“符号体系”，修辞学似乎与它们迥然不同，难免纠结。可是，修辞学真的必须要这样纠结吗？ 我们以为，“语言学”当然是“研究语言的理论”，可是，其中的“语言”难道只可以有一种定义：“符号体系”？索绪尔曾经将语言分为“语言”和“言语”，这显然已经提示了在“符号体系”之外，语言存在方式的另一种可能。不过，由于他把“言语”看作是个人的，具体的，而“科学”关心的是普遍的规律，则对于“语言”与“言语”的区分还是不能逻辑地有效推导出与“语言的语言学”相对的“言语的语言学”。 我们以为，如果语言不仅可以定义为一种“符号体系”，还可以同时定义为一种“行为过程”，甚至首先应该定义为一种“行为过程”的话，则是不是可以说在“（总体）语言学”之中，其实至少有两种“语言学”：“
”是关于语言行为过程的理论，而“
”则是关于符号体系的理论。如果这一认识能够成立，则“修辞学”最简单的定义是不是其实就可以说是“
”，也就是“关于语言行为过程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