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近代旅游理论的建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贾鸿雁,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贾鸿雁(1970- ),女,河北邯郸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旅游学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遗产旅游,旅游史等研究。

原文出处: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旅游业迅速发展、国内旅游近代化起步,催生了中国近代旅游理论的初步建立。佘贵棠著《游览事业之理论与实际》一书,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旅游业诸问题,第一次全面涉及了旅游业的理论、方法与历史,在将西方旅游理论与实践同中国旅游业发展及传统旅游文化结合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旅游学专著,代表了早期旅游理论建构的成果,是我国旅游近代化的表征与成就之一。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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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6)04-0057-05

       近代旅游自1841年托马斯·库克以包租火车的方式组织团体旅游开其端;1845年,托马斯·库克旅行社问世,近代旅游业就此诞生。之后旅游业在西方得到迅速发展,西风东渐,我国的旅游业也走向近代化,旅游理论的基本框架开始形成,其重要表征与成就之一就是我国最早的旅游学专著——《游览事业之理论与实际》诞生。

       一、建构背景

       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大战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百业萧条。世界各国为了摆脱危机,增加经济收入,想方设法大力发展旅游业,将其作为“一种国家经济振兴的政策”,企图依靠游客收入来补充国家经济,于是花大本钱采用各种宣传方法,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以吸引外国游人,当时称之为“诱致政策”。据美国商部调查,30年代,政府积极奖励外国入境游人的国家达50国以上,他们都特意组织旅行机关,成立旅馆联合会、饭馆联合会、交通联合会等,大力培养发展旅游事业。对宣传费用更是毫不吝惜,日本每年对美国所花费的“诱致政策”宣传费,达20万美元至30万美元,欧美其他国家每年对外宣传旅游的费用达70-80万美元,而获利一般要超过宣传费几倍或几十倍。

       当时,瑞士的入境旅游人数每年均在200万左右,其消费金额每年平均超过5亿法郎,旅游业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第一位;意大利每年入境旅游人数约100万,消费额达10亿里拉;各国到法国的游客每年约在180万人以上,消费总额约100亿法郎;每年进入德国旅游的人数在130万人以上,1929年德国从美国游人身上即获利4500万美元;1928年赴英国游人44万,1929年美国游人在英伦三岛消费不下4000万美元;美国的旅游业是仅次于汽车业的第二大产业,甚至超过了钢铁业;1929年加拿大的旅游业收入达3亿美元,在加拿大各大实业中居第3位,仅次于木材与建筑业收入;1929年日本仅从美国游客身上即获利1000万美元;古巴对入境美国游人每年的收入约在2000万美金以上,仅次于糖、烟草二业的收入[1]。可见,旅游业对振兴国民经济确有极大的好处。各国政府以及铁路、轮船公司,乃至剧场、旅馆、百货商店等单位纷纷采取优惠政策,改进服务设施,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开发新的旅游项目,举办各种赛事、展览,甚至组织专门的研究机构,大力推进旅游业,尤其是千方百计地“诱致”外国游客,旅游业在实践上有了很大的开拓和进展。

       我国虽然有悠久的旅游传统,但旅游近代化的进程却是在西方影响下起步的。先是清光绪中叶,长期居留中国的欧美人(传教士等)为避暑计,开辟莫干山、庐山牯岭、北戴河、鸡公山等避暑胜地,国人亦接踵而至,蔚为风尚,这些地区遂成为第一批近代游览区。而后随着交通进步、都市兴起、新式工商业发展及效仿西方的假期制度的推行,旅游业获得进展契机,新兴和旧有游览地区多呈蓬勃气象。旅游代理方面,除英国通济隆公司、美国运通公司、日本国际观光局等国外旅行社相继开办在华业务外,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中国旅行社(前身为1923年成立的上海商业银行旅行部)亦于1927年正式挂牌,标志着我国近代旅游业的正式确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各交通机关、地方政府、商业及社会团体、文化单位等,纷纷制订章程,成立机构,积极开展游览活动,旅游业颇呈繁荣之势。中国旅行社业务繁忙,除代办旅行诸事务外,还在景区开发、旅馆建设、旅游宣传等领域积极开拓,均取得显著成绩。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旅游团体——友声旅行团在抗战前鼎盛时团员达万人之众,创建22年间旅行达1122次[2]。

       旅游业的积极实践,使人们对“旅游”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即“旅游”不仅是所谓逸士高人的个别行动和个人体验,而是属于大众、关乎国家强弱、“在现代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上均居于异常重要的地位”[3]的“产业”。对旅游经济意义的认识当为旅游近代化在思想理论领域最突出的特征。

       国内外旅游业实践的发展为理论的总结奠定了基础,不仅理论方面,“旅游业”在西方有专门之学,国人也有了跳出传统思想的新认识,理论研究之作时见报章[4],旅游理论的整体构建呼之欲出。民国三十三年(1944),中国旅行社出版发行的《游览事业之理论与实际》应时而生,成为我国最早的旅游学专著[5]。

       《游览事业之理论与实际》作者佘贵棠,曾服务于中国旅行社多年。该书“系集合民国三十年至三十二年所作关系游览事业各文而成”[6]238,则其写作时间在1941-1943年。时值抗战中,旅游业虽处低谷,但抗战胜利的前景日趋明朗,有识之士对战后的经济建设已开始擘画,而欧美“一战”后旅游业迅速勃兴的先例,使人们对于我国战后的旅游业寄予了较高的期望,因此,国内对于既能借鉴西方经验,又能结合国情、切实指导旅游业发展的系统论著有迫切的需求。时任中国旅行社社长的唐渭滨在序中说:此书抗战前后“曾于中国旅行社主编之旅行杂志,刊载其一部分,大受读者欢迎,认为斯科之创作,而仍以未窥全豹为遗憾”[6]序4-5,当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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