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财税新举措析论

作 者:
宁欣 

作者简介:
宁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02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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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实行的“两税法”,作为唐中后期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财税改革为研究者所推重。同样是德宗朝,因对藩镇用兵,“京师帑廪不支数月”,①军费窘迫,继两税法之后,出台了借商、僦质、税间架、算除陌等一系列财税征收新举措,却不仅受到朝臣反对,也遭到包括商贾在内的城市居民反对,甚至“泾原兵变”的叛兵也以废除新举措为号召赢取民心。“税间架”、“借商钱”与“宫市”被宋人视为德宗朝弊政“最甚”者,②指斥为“自虐其民,暴敛之害,甚于寇盗”,③与“两税法”的评价俨然有天壤之别。④唐中后期的财政改革,玄宗、代宗、德宗、宪宗等朝是比较重要的时期,因而也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被冠以“理财家”头衔的有第五琦、刘晏、杨炎、李巽、裴垍等;而本文论及的德宗朝新举措,建议和推行者如卢杞、赵赞等,则是作为强征暴敛的负面形象出现的。

       “两税法”得以顺利推行,而本文论及的新举措却未能善始善终,其背后的原因何在?应该如何评价这些新举措?新举措虽然夭折,但此后由唐到宋的财税体制和财税结构的发展趋势是否与此有关?这些都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新举措的缘由、内容与结局

       唐德宗时,朱滔、王武俊、田悦等藩镇相继叛乱,朝廷连年用兵,财政窘迫,掌理财政的官员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向城市居民中的富人、商人、有产者进行征敛,甚至不惜开发新的税种。新旧《唐书·卢杞传》详细记载了德宗建中年间推出急征暴敛的财税新举措,以及遭到城市居民甚至藩镇的抵制、反抗,最后惨淡收场、推行者身败名裂的全过程。

       建中三年,宰相卢杞、户部侍郎判度支赵赞、太常博士韦都宾等建议并推行急敛措施。⑤措施之一,凡财产超过万贯之家,万贯以上的部分都要被“借”做军费,针对的是“泉货所聚”的富商大贾之家产。⑥在强征过程中,因督责颇峻、搜校甚急,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措施之二,“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针对的是从事商业经营的主体和实物。能够经营和囤积的主要是富商大贾,也包括不少权贵,亦属于借商性质。长安商人为此而集体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卢杞试图“慰喻”,但无法阻止愤怒的人群,只得狼狈“疾驰而归”。德宗被迫下诏“罢之”,但军费短缺问题仍迫在眉睫。

       建中四年六月,赵赞又推出“税间架”和“算除陌”两项举措。“税间架”相当于房产税,因当时条件所限,仅在京师地区推行,针对所有房屋所有者,规定“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吏员入户核查,严惩隐瞒者,鼓励揭发。“算除陌”规定:“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属于交易税,涉及所有的商品买卖,禁止私下交易,违者重罚。“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怨嵩之声,嚣然满于天下”。除陌法,因主人与市牙上下其手,“公家所入,百不得半”,“计僦质与借商,才二百万贯”,“而所得不足给师”。征敛所得,远远低于预期值。⑦

       当时人都将因推行财税新策而引发动乱的矛头指向卢杞,赵赞因提出建议和积极推行也牵涉其中。据《资治通鉴》记述,最早提出借商建议的应该是太常博士韦都宾和陈京,杜佑时任判度支,遂积极推行。⑧赵赞则属于后继者,因此成为新举措推行失败的主要责任人。⑨

       此外,赵赞还陆续建议推行以下措施:(1)建中三年“请为两都、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署常平轻重本钱……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⑩但因“时军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尽,竟莫得充本储积焉”。结果是赵赞自认不妥未实行。(2)建中四年六月,“天下田计其顷亩,官收十分之一……诏从其说。赞熟计之,自以为非便,皆寝不下”。(11)(3)白铜铸大钱,以一当十,弥补常赋不足。(12)

       这三项措施,第一项征收对象是交易中的商货和有交易价值的经济作物;第二项征收对象是有田者,根据占有的田亩征税。这两项德宗虽然已经首肯,但赵赞在权衡利弊后,没有推行。第三项铸大钱的举措,肃宗乾元年间第五琦已经推行过,但不成功,反而受到贬黜远州的处罚。(13)赵赞这次铸大钱的结局和评价尚未见记载,但由于泾原兵变,赵赞很快被贬,应该也没有推行。这三项都没有实际推行,那为何最受诟病的前四项却能强行推行呢?

       四项实际推行的举措,主要在京畿地区,(14)但涉及面非常宽泛,几乎与所有的城市居民有关,既得利益集团也受到严重损害。

       财税新举措中的借商和括僦柜质钱推行于建中三年六月,税间架、除陌钱法推行于建中四年六月,当年十月即发生了“泾原兵变”。起因是李希烈在平定淮西吴元济之乱后,与缁青、成德等藩镇联合反唐,围困襄城,唐德宗只好征调各道兵驰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所带士兵,冒雨寒携家眷而来,但没得到希望的赏赐,骤然哗变,“‘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乃擐甲张旗鼓噪,还趣京城”。(15)德宗的宣慰、赏赐举措,仍然不能阻止叛兵对大内囤积财物的垂涎,叛兵还对因惧怕而四处奔逃的居民喊话:“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德宗遣普王李谊和翰林学士姜公辅安抚叛军,其时叛军已列阵于大明宫正南门丹凤门外,长安居民“聚观者以万计”。(16)德宗慌乱中,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

       兵变最终被“勤王”的各路藩镇平定,德宗则在重臣陆贽反复劝谏和“勤王”有功藩帅的兵谏下,于奉天行宫颁布赦书,赦免除朱泚以外参与叛乱的所有将士,嘉奖勤王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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