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中国经济史学具有传统与现代两种形态，前者即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植根于华夏悠久的经济文化沃土而源远流长；后者即其现代形态，伴随“西学东渐”大潮逐步转型发展而来。1896年可视为这两种形态的转折点，突出标志就是围绕陈炽的《续富国策》及《重译富国策》引发的经济学术公案。120年来，学界对于陈炽到底是“续”亚当·斯密《国富论》，还是同文馆译著《富国策》等问题看法各异、莫衷一是。将相关问题置于中国经济学术史中进行深入考察，可以看到这正是学术转型时期的典型特征；西方经济学并非“传入”就等于“移植”成功，国人需要接受、消化、反刍、吸收等，才能逐步完成从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到现代经济学的最终“蜕变”。经济学术的现代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其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ntgen)发现了X射线一事于这年初正式公诸于世，美国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制造出了第一辆汽车——福特一号，称为“四轮车”(Quadricycle)等等。而这年发生在中国的有影响的事，如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严复译出其系列译著的第一部——《天演论》、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当时首次由国人主办的刊物《时务报》、上海徐园的茶楼“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如此等等，可以说虽然算不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却是许许多多的“第一次”，颇值注重。 诚然，对于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来说，1896年并没有山呼海啸、天崩地裂的大事件发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很难以这一年作为某段历史的分界线或者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因为历史总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主要标识的，故而这一年也并未得到中外史学家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然而，恰是上述这些“第一次”汇聚成为开启新的历史阶段之滥觞，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尤其是经济学术从传统形态迈向现代历程的新起点。众所周知，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学术的转型是社会变迁的能动反映。换言之，1896年是中国经济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中国经济史学具有传统与现代两种形态，前者植根于华夏悠久的传统经济文化沃土而源远流长，后者则伴随近代化大潮的“西学东渐”而逐步转型发展。1896年可以视为这两种形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突出标志就是围绕陈炽的《续富国策》等引发的经济学术公案。 一、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源远流长 1896年的中国出现经济学术公案?这大概对于绝大多数国人包括经济学家的知识体系都构成震撼。略有中国经济史学常识者，估计能够举出严复翻译《原富》为中国“引入”西方经济学之开端，但不容否认那是20世纪以后的事了。或许还有人知道大清的京师同文馆曾经开设经济学课程“富国策”，并出版相关的中译教材，不过那也只是传授和译介西方经济学，距离国人自撰的经济学著述还相差很远。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原命题”值得质疑——难道谈中国经济学肇端就只是探讨或考证西方经济学何时传入?难道有着悠久历史、创造出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且曾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其学术中却没有“经济”，其经济学完全是“舶来品”?就算中国的经济学是近代以后“舶来”的，却不可能前不着边、后不接地存活，总得“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即“移植”也离不开这块栽植的土壤。注重西学引进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本国学术发展之“内生因素”，否则“从天而降”的西学也难免“橘逾淮为枳”。如今经济学强调“路径依赖”，“突生”或“断裂”不能够诠释经济学术发展的事实，这就需要依循中国经济史学尤其是学术史的轨迹去寻找答案。 毋庸置疑，在远早于西方若干个世纪的中国，就有发达得多、丰富得多的经济事象、经济实践与经济制度存在，蕴含着丰富的相关经验和有别于西方且领先于别国的经济学说与理论，包括儒家代表人物大多有丰富的经济思想和学说[1]，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辞典里面岂能没有“经济”?①中国历史上不但有沿用千载的若干经济语词、概念、范畴，而且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的许多新发现也是中国人的贡献，譬如世界货币理论史上的“货币流通速度”、“格雷欣法则”等实际都是宋人的最先发现。[2]直到清代，徽州人王茂荫有关货币问题的见解独到，其在《条议钞法折》中阐述了十分珍贵的行钞原则——“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3]他成为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笔者曾经从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特殊贡献与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角度，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4]中国人的相关贡献不胜枚举，这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也是无法割裂的学术流脉，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足以为证，无需赘述。 中国经济史学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发展到经济学术史新阶段，这不仅要从本学科的“内史”(internal history)研究拓展到“外史”(external history)研究层面，还必须深入到中国经济学术发展的史实考察与学理内涵研究的新领域。笔者首倡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十几年来，通过对汗牛充栋的相关文献进行深入发掘、梳理与分析、研究，逐步完成并陆续刊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② 经过长年的发掘、梳理与科研探索，能够肯定中国经济学术史中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源远流长，其发展不仅是中国经济学术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重要“内生因素”，而且是建构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充足素材与重要基础。[5]概括地说，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虽然不同于现代意义的“学科”，但也形成了较为系统且相对稳定的学术架构。其主要构件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