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当下民国人物研究具有相当不错的条件,蒋介石生平思想研究尤具代表性。但是,今人要想读到一部好的民国人物传记,包括蒋传,依旧十分不易。历史人物传记从来有各种不同的写法和类型,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强求一致。问题是,对于打算从事人物传记研究的专业历史研究学者来说,用学术标准来要求自己,恐怕还是一项最基本的专业性要求。所谓学术标准,其实就是要在写作中切实从研究出发,时时处处注意到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坚持与已有研究保持对话。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10 期

关 键 词:

字号:

       历史人物的生平思想研究,或曰历史人物传记研究,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并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写作方法和作品形式。随着近几十年实行档案开放制度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加之工业社会以来人类书写、印刷、出版等信息记述和传播方式的广泛普及,私人保存下来的文献史料也越来越多。这些资料的大批涌现,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关于近代以来各种历史研究,包括人物史研究的热潮。在中文世界范围内,近几十年资料发现、发掘、披露和出版最多的,就是民国以来的各种公私史料了。民国人物研究热,也因此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自然,由此出现的问题,也颇值得重视。本文仅尝试着对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略做一些说明和讨论。

       一、新史料

       自1990年代迄今二十多年,民国人物①研究很热。除了因时过境迁,政治敏感度降低,加上统战需要,政治禁忌较过去少了不少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人发现、发掘、整理、开放并出版了许多新史料。这里首先值得提到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像蒋介石、蒋经国、张学良、胡汉民、宋子文、孔祥熙、李宗仁、顾维钧、蒋廷黻、颜惠庆、张歆海、黄郛、陈光甫、熊式辉、毛炳文、赵恒惕、吴稚晖、李璜、张君劢、梅贻琦、曾昭抡、金问泗、胡世泽、何其采、黄仁霖、彭述之、陈洁如等人的日记、函电、手稿及文件,陈公博、王正廷、张嘉璈、陈启天等人的自传手稿,顾维钧、蒋廷黻、王正廷、张学良、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张发奎、李汉魂、陈光甫、沈亦云、何廉、吴国桢、张嘉璈、胡适、李璜、左舜生、李书华、蔡增基、刘瑞恒、陈公博、陈启天等数十人的口述史料等,大都是90年代以来两岸学人才得以系统利用到或得以整理出版的。②

       除美国外,对于民国人物史料的开放与出版,台湾方面近二十多年也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90年代后半期,台北“国史馆”就陆续对研究者开放了“蒋中正总统档案”,内含日记、筹笔、文献、文电九大类4200册27万余件。2003年起,除重新修订出版《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外,“国史馆”还陆续出版了《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82册)、《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10册)和陈诚档案(含日记3册、回忆7册、书信6册、史料11册),以及胡宗南和吉星文的日记(各2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国防部史政局”还分别藏有朱家骅、徐永昌、刘峙、居正、谭延闿、王世杰、王叔铭、李国鼎和顾祝同等人的专档。自1980年代以来,近史所更出版了包括众多民国名人在内的口述史料近百部之多。自1990年代以来,近史所以及台湾民间出版社还编辑出版或影印出版了徐永昌、王世杰、王子壮、丁治磐、林献堂、傅秉常、胡适、孙连仲、何成濬、万耀煌、王仲廉、李品仙等数量可观的日记、回忆及年谱长编等。

       对于民国人物史料的开放,大陆档案管理部门这二十多年来一般控制较严,但对北京政府时期和源自国外的个人档案相对放得宽一些,也出版了一些成套的民国重要人物的个人档案集或文献史料集,如“北洋军阀史料”(含袁世凯2册、黎元洪14册、徐世昌9册、吴景濂8册)、《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10册)、《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2册)、《吴佩孚档案资料选编》等。

       与政府部门保存的档案文献比较起来,民国人物日记对外开放和出版的限制相对宽松得多,因而自80年代中期以后至今,民国时期各类人物的日记已经发表或出版的就有数百种之多。人们知道较多的宋教仁、杨度、郑孝胥、张耀曾、谭人凤、居正、谢持、吴稚晖、邵元冲、冯玉祥、白坚武、胡景翼、周佛海、沈焕昌、唐纵、陈克文、颜惠庆、蒋作宾、傅秉常、黄炎培、曾琦、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经亨颐、吴虞、杨昌济、钱玄同、张元济、梁漱溟、陶行知、吴梅、许寿裳、叶圣陶、邓之诚、金毓黻、朱希祖、朱自清、吴宓、马衡、陈克文、潘光旦、唐君毅、夏济安、郑振铎、季羡林、丰子恺、吴湖帆、余绍宋、徐兆玮、刘大鹏等人的日记,都有发表或出版。其中有些多达一二十册,数百万字,如徐世昌(24册)、竺可桢(24册)、吴宓(20册)、黄炎培(16册)、顾颉刚(12册)、金毓黻(10册)、夏鼐(10册)等即是。

       除了个人档案和日记外,各方家极尽所能搜集文献史料编纂而成的历史人物的“文集”“全集”,特别是“年谱长编”之类,有时候提供的信息,更为系统周详。即使有良莠不齐的情况,但对有较好史学训练的研究者来说,这些资料的利用价值往往还是很高。在这方面,两岸学界都做了不少工作,如孙中山、蒋中正、孙连仲、蔡元培、张元济、胡适之、王国维、陈寅恪、鲁迅、李大钊、闻一多、郁达夫、冯友兰、邹韬奋、陶行知、张伯苓、叶圣陶、郭沫若、丁玲、穆藕初,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都有相当详尽的年谱长编,甚至还有分类年谱之类。其他像本人、亲朋以及时人所写的回忆、侧记等可称之为二手史料,但又是档案史料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的各类文字,发表、出版的数量虽因人而异,但也十分可观。

       这里还值得提到个别工具书的作用。如傅德华等编撰的4卷本《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一书,收录人物4.8万,传记资料20余万条,辑录了2000年以前1500余种报纸杂志和2800余种论文集上涉及人物史的研究信息。其中辑录了19种档案类刊物上740余篇目,多为电文、函稿、自述、履历、日记、回忆资料,涉及人物484人。此书收录资料研究信息虽仅截止于2000年,但作为一种工具书,对从事民国人物研究无疑还是有助益的。③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