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6)04-0067-09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种新的国家观念和形象开始成为国人不断书写和强化的集体记忆。对这个新生政权和它的民众来说，“新中国”既是一个象征，又是一种无形力量，始终参与着国家和民族历史的形塑。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提“新中国”国家观念的生成，考察它究竟以怎样形象成功融入民众生活，这对于当下中国这样一个新型大国的形象塑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中华民族复兴之梦 新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识。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曾抒发过对未来国家的政治想象：“话说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友邦来庆，同商“万国协盟”；“大祝典”期间，国民还在上海开设“大博览会”①。这是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讲述的时间和事件。 这部小说预言60年后，即1962年“新中国”的壮盛繁荣。梁氏在书中还精心设计两个主人公——黄克强和李去病，关于“君主立宪”与“法兰西式革命”的激烈辩论。这实际上反映了作者有关“革命”与“改良”的“内心独白”。及至1912年民国初立，梁启超才开始转而赞誉“共和”，声称《新中国未来记》验证了“中华民国”之诞生，并坦言小说人物的寓意：“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此文在座诸君想尚多见之，今事实竟多相应，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② 但不届一年，“共和”失败，革命狼烟四起。梁氏复又痛陈“革命相续”之恶——“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③。对此，民国创立者孙中山则有更为切身的感受。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④这也是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把目光转向俄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孙中山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一是以主义治国，二是“将党放在国上”。他说：“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楷模⑤。 这与中共创立者的思路完全一致。早在《团体的训练和革新的事业》中，李大钊就指出：“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以六十万人之活跃，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我们的社会腐败到这个样子，终日口说改革，实际上的改革，半点没有。这总因为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不能表现民众的势力，而从事革新的运动。”⑥事实上，在后来的国共合作中，多少也可以看到这一思路的另一种延续。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曾公开表示，要像俄国革命那样，“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党治”⑦；然而“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⑧，所以“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的问题，第二件是改造国家的问题”⑨。 但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旨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运动宣告失败。中共被迫独立担负起创立新中国的任务。1931年中共在根据地成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即为当时建设新型民主主义政权的一种尝试。此后党又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对此，毛泽东解释说：“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⑩。于是在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中共正式提出了“新的民主共和国”的概念。 这个新的国家观念，既坚持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方向，又否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对此，毛泽东在1940年2月《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有过系统论述。他指出：中共革命之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1)。 新的民主共和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共和国“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要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这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由此，毛泽东认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12)。 关于“新中国”的构想，毛泽东后来在1945年4月《论联合政府》中还有更具体的论述。只是在1946年国共合作再次破裂，国内阶级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情况下，新中国的国体必然要与原先设想的国共联合政府有重大不同。对此，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6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予以明确回答。他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3)；要“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尽可能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保证国家有步骤地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