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暑夏时节，高鲁和延安鲁艺的教师、学员们一起，离开延安前往山西，在那里中共集合鲁艺、陕北公学、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成立华北联合大学，这是中共在敌后根据地建立干部教育基地的努力。前一年秋天，高鲁从大后方投奔中共，先在山西短暂集训，再到延安进入鲁艺，如今重返山西，已是中共阵营中的一员。追索高鲁当年留下的日记，可以发现，抗战期间高鲁的经历，相当程度上契合着当年在民族战争中投身中共，并于日后成长为“三八干部”的这一批中共革命者的成长轨迹。从鲁艺到华北联合大学，再到一二○师战斗剧社、山西河曲县抗联、晋绥分局党校，高鲁经历了从学校到社会再到学校的过程，暗合中共理论一实践循环的理路，内中不乏中共圈放结合以养成干部的刻意设计。事实上，和中共革命实践通常都环环相扣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也是一个多管齐下的系统工程，学习、训练、考核、淘汰、思想改造、党校回炉，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尽管这样的观察和总结不免事后推演的成分，具体的历史样貌总会诡谲多变，但强调联系、辨证观点的中共，能够在实践中趟出一条流淌着系统性思维的河道，确也不会太过出人意料。 抗战时期大批干部的养成，既是中共大发展的结果，又是中共成功实现大发展的基础。干部向来在政治力量的运作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中共这样一个高度追求效率、强调上传下达灵活运转的政党而言，尤其如此。斯大林曾有论断：“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的宝贵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干部决定一切”。①这一论断为毛泽东所引用并深切体会，成为抗战时期中共组织建设中的指导性意见。由于民族战争的环境，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既包含了其一贯坚持的阶级立场，又有相当的特殊性，在坚持使用、提拔工农干部并在战争中继续造就军队干部的同时，知识分子干部得到大规模扩展，这是抗战初期缔造的“三八干部”群体最显明的特色，对中共干部队伍气质的变化及整体提升都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抗战时期，又是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统一全党、改造全党的关键期，“三八干部”的养成还打上了整风的深深烙印。 抗战一代的中共干部，面对相同的时代背景，拥有相似的出身和思想进路，他们受进化论熏陶，相信美好，相信未来，相信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韦君宜的回忆大致说出了那一代革命者的心声：“我在学校本来是很不错的学生，在中学屡次得奖，入大学读哲学，也觉得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哲学史什么的很有味道，实在。而休谟的人性论，使人深思，得一种思辨的快乐。但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②这些“单纯到透明”③的青年人，是后来历经思想风暴后的人们所无法比拟和理解的。需要信仰的中共，能够拥有这样一批愿意相信的年轻人，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幸运。 尽管信仰是凝聚革命者的有效思想资源，但革命的信仰毕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酿成，革命的群体仍然由一个个个体构成，而且，由于知识分子比例较高，他们又是相对具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群体，中共如何一步步成功把他们导入党的轨道；革命理念如何进入内心世界并外化为具体行动；如何在建构向心力、营造铁的纪律同时保持内部的生机和活力，换言之，毛泽东期待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何以实现；在思想教化、组织规训、信仰归一的过程中，干部的主体意识是否存在?和党的意志有怎样的互动?这些都是有待探讨的话题。一般人的思想意识和经历，在通常的档案文献中并不容易见到，所幸，当年一批亲历者的日记可以让我们体触到鲜活心灵的搏动，而整风中大量的思想汇报由于其“灵魂深处革命”的要求，也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当高鲁、杨国宇、沈霞、王林④等一批当时普通党员干部从日记中向我们走来时，尽管这些记忆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内中也不乏特殊政治环境下的刻意造作，仍然不妨碍由此探赜索隐，考察中共干部大规模养成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个体、群体及政党机器的多方互动。⑤ 一、“三八干部”：为有源头活水来 像高鲁这样，以学生身份来到延安，进入革命阵营，是抗战时期中共新干部即所谓“三八干部”的典型来源。“三八干部”指的是1938年前后加入中共的干部群体，这批人普遍知识水准较高，是抗战时期中共获得的一股新鲜血液。此时，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阶级关系判断做出调整，知识分子被纳入民族革命阵营，缓解了中共干部选拔中习见的无米之炊的尴尬。对此，抗战刚刚开始时毛泽东有一个表述：“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⑥“民族革命”干部的定义大大扩充了干部来源，使一直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共有了更多解释和操作上的弹性，对于坚持理论和话语神圣的共产党人而言，这样的空间并不总能轻易获得。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自建党以后即仿效苏俄，构建了一套自身行为的意识形态解释体系，这样的解释体系极大地有助于政党的自我认同和身份塑造，是共产党人的重要特质之一。也正因此，中共的革命实践常常呈现理论先行的特征，民族革命的路线转变也不例外。1935年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从苏维埃革命的立场逐渐转型，向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由此，中共对国内阶级及社会关系的判断做出重大调整，有关知识分子认知的调整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在当时，相对于关涉政治、军事政策的变化，这一调整不是那么引人注目，却对中共革命的未来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