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6)03-0060-10 关于中共决策模式变革的研究，学界已有一些成果，国内最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是周光辉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上的《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笔者于2014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决策体制的历史演进》。这些成果多数集中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或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模式变革。国外的多数论著集中于分析中国的所谓“威权决策模式”或者“全能主义决策模式”，但也多数集中于分析1949年以来的中共决策。国内外均鲜见专门就1921年至1949年间的中共决策模式变化进行研究的论著。这28年间，中共决策模式经历了一个从附议型决策再到独立自主商议型决策的类型转换。期间，共产国际在未解散之前对中共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决策模式转换过程中，中共亦逐渐形成革命色彩浓厚且适应革命环境变化的党政军合一的党委“一元化”决策体制。这个时期，共产国际作为中共的上级组织，对中共具有较大的约束力。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决策互动的视角观察这个时期中共决策模式变化，有利于更加清晰地厘清中共决策体制建构、演进的内在逻辑。 一、附议型决策阶段(1921-1935)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仅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22年加入)，宣誓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组织上，独立性差，活动资金也主要来自外部支援。这些因素是考察中共决策模式形成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所谓附议型决策，是指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主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接到指示后，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必定采取集体协商的办法，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商议落实。附议型决策体制从1921年持续至1935年，中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后到1927年8月八七会议召开；另一个阶段是1927年8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后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前。 (一)带有独立倾向的附议型决策 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直到1927年8月中共八七会议召开这六年时间内，中共决策模式是带有独立倾向的附议型决策阶段。中共中央决策机构从中央局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经历了诸多变化。期间，从党的一大至五大，陈独秀都当选为中央最高领导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家长”[1]。期间，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重大决策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强力影响，但由于中共领导人的自主性，中共决策还存在一定的独立性，这在很多重大决策过程中都有体现。 先看中共的创建。1921年中共成立之前，在国内的部分共产主义小组是在俄共党员的帮助下建起来的[2]29。中共一大的建立是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对中国社会中一部分激进分子产生直接影响的结果。中共一大召开时，共产国际派来了两名代表参会，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局。在这个中央最高决策机构里，张国焘是陈独秀的学生，李达在很大程度上也尊重和认同陈独秀。陈独秀作为中共的创始人和“一把手”，对中国革命虽没有较多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但确有独立见解，在不少决策上表现出独立倾向。 再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成立后，致力于工农运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中共和国民党合作组成民主联合阵线，一是想推动中共工作以壮大队伍，二是实现他来华的真正目的——宣传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革命。陈独秀担心中共加入国民党后会被溶掉，因而不同意加入。马林说服不了陈独秀，就于1922年4月返回莫斯科，并提交了《给共产国际支委会的报告》，阐明了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得到了列宁的支持。趁马林不在华期间，陈独秀于7月秘密主持召开了中共二大，制订了党章、民主革命纲领，还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还表示要联合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阵线，改变了中共一大制定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但共产党此时依然坚持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而非党内合作。当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中国时，中共二大已经结束。经李大钊的介绍，马林和孙中山接触后，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此基础上，马林提议中共中央再召集一次会议商讨国共合作事宜。在马林的建议下，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会上，马林作了主要发言，阐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但他的发言遭到了张国焘和蔡和森的反对。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自身独立性。陈独秀也反对马林的主张，但同时声明：“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成的意见。”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继而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即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经过激烈辩论，西湖会议并没有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方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仪式，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这种决定显然对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已作了相当的修正。”[3]241-244可见，中共领导人面对如此重大决策是迫于“国际纪律”，但也表示了不同意见，显示出了有限的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