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此前，国人对这位作家并不熟悉，尽管她已有四部作品被翻译为中文①。不过，借助“诺奖”的巨大影响力，阿列克谢耶维奇成为近期中国文化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她的作品带来的最大冲击是其独特的形式。她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以纪实写作样式获此殊荣的(上次是1953年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并由此呼应了一个近年来在中国文坛方兴未艾的文体——非虚构。 一、命名的缘起、创意与尴尬 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奖”后，国内不少评论家认为这是非虚构的胜利。不过与国内更多从美学角度理解的非虚构文学相比，她的作品与严格意义上的新闻体非虚构写作更接近些。从其在国内已出版的几部著作来看，它们是典型的“口述实录”体文字，除后记中少量自我描述外，正文全是采访对象的言说，她不仅在书中公布受访者姓名，而且以受访者为中心进行体例安排。受访者姿态各异的声音因为诉说的个人化与感情化，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才使其成为广义的文学。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认为，“非虚构即是真实，不可编造……过去，美国的一些非虚构文学作者也会编造一些文学场景，一些‘复合型人物’。约瑟夫·米切尔(Joseph Mitchell)、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等许多作家都曾经这样编造过。但是时至今日，非虚构文学已经不再接受这种编造行为了”②。这是从“反虚构”层面理解的非虚构，与国内一般吸取新闻的真实性与文学的形象性进行“跨界”写作相比，可算“狭义”上的非虚构。从词源上说，国内对非虚构的理解与运用相对宽泛，更接近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非虚构小说。 “非虚构”这一命名在中国颇有争议。早在1980年，董鼎山就撰文介绍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不过在他看来，非虚构小说这一新词纯粹是由卡波特生造出来的，“所谓‘非虚构小说’、‘新新闻写作’，不过是美国写作界的‘聪明人士’卖卖噱头，目的是在引起公众注意，多销几本书”③。也就是说，非虚构小说作为通常所说的纪实文学，早已有之，其命名在西方更多是畅销书的商业行为，因此，当时中国学界也没有多少人去关注这一文类。在笔者看来，这一是因为非虚构小说将“非虚构/纪实”与“小说/虚构”纠结在一起，具有天生的矛盾与悖论性；二是因为“文革”过后，中国文坛上颇为流行的“报告文学”，本身就包含着非虚构与文学创作的双重含义，没必要借用这一外来语词。 2000年以来，《天涯》、《广州文艺》、《山西文学》、《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民间语文、自叙传、回忆录、口述实录、历史档案类的文章。不过，一般认为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形成潮流与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的力推相关。对于非虚构写作倡导者而言，这是对既有文学文体的修正与再造，以非虚构写作来规避人们对形式单一、面貌老旧的既往文体的审美疲劳，并极力撇清它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④的关系。如果从后者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已蜕变成记述好人好事的官样文章、广告文学，或热衷于黑幕、案件之类通俗文本这一角度来看，继续认为“非虚构是报告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报告文学已经完全容纳和体现了的个性特点”⑤则是较为偏颇的。以带有一定颠覆色彩的前缀“非”开头的这一命名取代传统的报告文学，不仅在语词上相对新鲜，在内涵上也加入了个人视角与独立写作的意味。 当然，即便厘清了非虚构写作在新时期文学中的谱系渊源，仍不能保证对其有一个相对正面和清晰的界定。倡导它的《人民文学》表示“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楚”⑥。也有学者对原有概念进行泛化理解，认为“它基本容纳了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史传文学等，可以称之为‘大报告文学’”⑦。还有人将这一概念解释为“不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是一种从作品题材、内容和创作技巧上来区分的文学形态，既可以理解为文学的创作方法手段，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学创作的类型或文学样式”⑧。在笔者看来，这种命名的模糊和尴尬源自中国学者谈论的非虚构写作并非本源意义上的非虚构，而是非虚构文学。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尽管也追求真实，但与新闻意义上的真实不一样。后者认为真实取决于文字表述与现实世界的趋近、吻合程度，是事实之真；前者的真实则主要是一种真实感，它的反义词是虚假，而不是虚构，形而下的器物之真并非其孜孜以求的目标。鲁迅笔下的“杂取种种，合成一个”⑨的典型说，更表明文学追求的真实感永远都是一种似真性。就是因为这两种真实观的较量与纠结，非虚构文学的概念带有一定的矛盾，甚至悖论性。 与非虚构写作相关的是文学新闻化。对小说真实性的强调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原生态”、“零度叙事”中就露出端倪，而后“新新闻小说”、“新体验小说”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小说创作的纪实性、亲历性、新闻性。如“因为叙事的亲历，将使‘新体验小说’吸取了很多新闻的特点”⑩，“小说的内容是作家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或者是亲耳所闻，它属于纪实文学，不是虚构的故事”(11)等。同时，“自传体写作”、“及物写作”、“在场主义”等概念也在不断强化本真、自我的非虚构诉求。不过，这些都只能算是小说的纪实性笔法而已。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如《人民文学》的非虚构专栏，则将新闻采访与纪实操作“硬性”规定为这一文体的立足点，以确保写作过程、写作技术、写作手段的真实性。批评家李敬泽称其为“行动者”的写作(12)，而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用笔或敲击键盘等写作行为本身的“行动”，而是作家奔赴未知世界(有别于作家内心世界与自身现有生活)的“行动”。为非虚构写作激赏的“冒险”精神也并非艺术上的探索，而是超越个人生活的小圈子，在广阔的现实生活中“冒险”。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深入生活”与采访、调查、报道、访谈实录等新闻手段相结合，是此次非虚构倡导最醒目的部分，其直接的后果便是“文学新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