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十几年的时间内，巴洛克与新巴洛克(neo-baroque)一直被不断地提及，许多文化学者和艺术理论家将当代的美学特征和趋势归结为“巴洛克的回归”或者“新巴洛克美学”，比如《新巴洛克：时代的符号》(Omar Calabrese：1992)，《巴洛克理性：现代性美学》(Christine Buci-Glucksmann：1994)，《巴洛克在现代文化中的回归》(Gregg Lambert：2004)，《新巴洛克美学与当代娱乐》(Angela Ndalianis：2004)，《数字巴洛克：新媒介艺术与电影褶皱》(Timothy Murray：2008)，《真理戏剧：(新)巴洛克美学的意识形态》(William Egginton：2010)。这些理论家将“新巴洛克”或者“巴洛克的回归”看作是一种文化症候，看作是当下文化和艺术发展趋势的一个突出特征，进而确立了巴洛克与后现代社会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巴洛克不再隶属于某一特定的时期，也即不再是只适用于17世纪的欧洲的专有名字，而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之中不断出现的风格或者“文化结构”，“巴洛克不只是17世纪(这个时代与巴洛克紧密相关)的文化现象，而且更为宽泛地说，巴洛克作为一种超历史的状态，具有广泛的历史影响”。① 巴洛克的回归 巴洛克回归或者新巴洛克的出现并不是一种怀旧病，或者简单地引介一个模糊的概念为纷繁的后现代思潮再增添一副伪装。巴洛克概念在现代语境中的复魅最早是由拉丁美洲的作家们提出的，博尔赫斯在小说集《恶棍列传》的《1954年版序言》中指出：“巴洛克风格故意竭尽(或者力求竭尽)浮饰之能事，到了自我讽刺的边缘。……巴洛克是一种演绎方式的名称；……一切艺术到了最后阶段，用尽全部手段时，都会流于巴洛克。巴洛克风格属于智力范畴，萧伯纳声称所有智力工作都是幽默的。”②卡彭铁尔在《巴洛克与神奇现实》这篇文章中认为，巴洛克并不只是一种仅存于17世纪的文化现象，或者一种颓废的艺术形式，它更倾向于是一种精神上和思想领域内的持续症候，害怕虚空，拒绝表象，不满足于圆满的闭合结构。他认为巴洛克的特征在于：装饰性的元素完全填满了结构空间、墙面，以及建筑中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间；主题具有他们自己的扩张能量，推动或者映射形式以产生离心运动。它是运动的艺术，一种节奏艺术，一种远离中心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它自己的边界。③ 博尔赫斯和卡彭铁尔扩展了巴洛克，使它具有普遍性。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巴洛克风格属于智力的范畴，它是一种智力上的幽默。穷竭所有的可能性而使我们习以为常的惯例和常规剧烈晃动，这种穷竭走向极致就是戏仿或者戏谑，比如博尔赫斯在《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中提到中国式百科全书④，它实质上应属戏仿之作。具有巴洛克式的繁复、交错、跨界等特征。这种巴洛克式的动物分类方式曾经引发福柯的笑声，福柯感言：“本书(《词与物》)诞生于阅读这个段落时发出的笑声，这种笑声动摇了我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所有熟悉的东西，这种思想具有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地理特征。这种笑声动摇了我们习惯于用来控制种种事物的所有秩序井然的表面和所有的平面，并且将长时间地动摇并让我们担忧我们关于同与异的上千年的作法。”⑤ 在卡彭铁尔看来，巴洛克是人类精神的常量，如果将巴洛克限制于17世纪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思潮，就会局限在17世纪的建筑、文学、绘画和音乐领域，从而忽略了巴洛克观念的普遍性。对于卡彭铁尔来说，美洲“(这样一个)共生的、变异的、摇晃的、混血的大陆，长期以来一直是巴洛克式的”。拉丁美洲是最完美的巴洛克式大陆，因为“所有的共生，所有的混血，都放大了巴洛克。美洲的巴洛克随着西班牙裔美洲人的文化而发展，随着西班牙后裔而发展，随着美洲人的觉醒而发展，无论它是出生于这块大陆上的欧洲白人的后代，非洲黑人的后代，还是印度人的后代……对于他者，对于‘新’，对于共同生存，对于西班牙后裔这些观念都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西班牙裔美洲人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巴洛克精神”。⑥ 虽然从源头上来讲拉丁美洲的巴洛克是随着欧洲殖民者的侵入而产生的，它是欧洲巴洛克的殖民移植，但是1950年以来拉美巴洛克的复魅并非是要归属于欧洲的“原初的巴洛克精神”，恰恰相反，巴洛克一词在拉美文学和思想领域内的兴起正值拉美文学爆炸，拉美文化走向自觉的时期，那些使用“巴洛克”一词的拉美作家不可能对于一个移植的语汇怀抱着乡愁，而是使其“在地化”，移植到新的文化语境之中，将其看作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形式策略，用以质疑所有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身份、性别和“真实”等问题。通过这种在地化的转移，拉美作家们重写了早期殖民者带来的符码或者“真理”，运用巴洛克式的幻觉或者“魔幻”来破解殖民者交付给这片大陆的现实，然后重构自身的家族历史。 拉美文学中的巴洛克与17世纪的原初巴洛克之间并非是一种亲和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复魅，它所保持的正是一种批判立场，通过质疑与重新书写而破解“神话”，从而树立自己的身份与特征。以此为视点，巴洛克的回归或者“新巴洛克”并不能看作是一种思乡病，正如后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回归和重新审视，新巴洛克与17世纪的原初巴洛克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与亲密一样。博尔赫斯最早提出将巴洛克看作是一种风格，一种借助于智力上的幽默和夸张，有意穷竭自己可能性的风格。可是，博尔赫斯同时提醒我们注意一种关键的差异：对于“巴洛克人”来说，这种做法是无意的，并非自觉的，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巴洛克则成为一种对抗积累的知识和文化常规的武器。就像是审美现代性发展过程之中对于“新”之追求，当它成为一种惯例和常量的时候，将渐渐成为一种“新”之传统，成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注定要丧失最初的革命性能量，而对于“后现代”来说戏仿、反讽、拼贴等依然不过是一种“新”之追求，不同的是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这种追求更加困难，更容易落入窠臼之中，要想对抗坚固的现实和同质化的旧疾，需要更加自觉和自醒的策略和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