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自我解剖和自我界定，他指出自己在1920年夏天从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由此也产生了诸多疑问。诸如毛泽东缘何认定自己在这一时间段转变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讨论域中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标准分别是什么？这一标准形成的依据和思想渊源何在？这种评判的标准在1920年前后与1936年前后乃至毛泽东思想成熟时期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在研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过程当中不可回避的难题。 “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讨论历史考察 回顾浩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群，我们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直接或间接地讨论过“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在这一坐标系上的每一个阶段所得出的不同结论，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界定和认识。处于这一发展谱系的毛泽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前人对此问题的看法和标准的影响，尤其受列宁的结论的影响较为直接而又深远。 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曾说过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是说他试图从真正意义上否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与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教义的、教条主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区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易言之，真正的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视“改变世界”为己任，而不是充当“事后诸葛亮”的角色，进行纯粹的理论思辨和闲暇阶层的爱智活动。当然，这一哲学宣言并不是也不可能彻底否定“解释世界”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之所以突出地强调“改变世界”这一命题，其实也是为了反对当时忙碌于“解释世界”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及其理论形态。离开从现实出发把握客观规律以“解释世界”这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所谓的改变世界就成了无源之水。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致力于发现和总结深藏于历史进程之潜流的客观规律以全面而深刻地“解释世界”，并以此为基础，力图通过参与活生生的现实实践以“改变世界”。 恩格斯在《致威·桑巴特》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要做的不是研读和背诵马克思所指出过的具体结论，而是要将其中的解决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加以深刻领悟并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不仅如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总结，以发展这一理论体系，使之不断趋于完善。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就极力反对理论权威，而将他们的理论当做教义加以死记硬背、轻易套用、生硬阐发都是与他们的初衷相背离的，因为这种做法无异于将马克思主义当做不可怀疑、不可撼动的绝对权威并试图拿此消除其他理论存在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这甚至比否定和质疑马克思主义本身更加可怕。明确否定和质疑马克思主义，质疑反对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双方近乎依照约定激战沙场，是立场鲜明的双方进行的显性争论与斗争，而将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的做法其实质是表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隐性斗争。“马克思主义者”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做着践踏马克思主义的事情，有着极强的、隐匿的破坏力，恩格斯多次强调应杜绝这种做法。 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列宁起初指出：“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所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地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学说。”④马克思、恩格斯立场鲜明地将自己置身于无产阶级队伍一边，并为这支新生队伍的发展倾注了全部精力。他们一步步揭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及其深层的经济根源，以此激发无产者的广泛联合进而举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汗牛充栋的文本群中首先总结出了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深刻领会这一学说。但是，后来列宁逐渐认识到仅有阶级斗争这单一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会流于片面。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阶级斗争理论的做法，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强行肢解和以偏概全，是阉割和歪曲马克思主义。这种做法从本质上而言，仍未超出资产阶级思想的套路和思维框架，因为对于阶级斗争而言，资产阶级也并不完全排斥，他们的阶级地位及相应的利益最初也是通过阶级斗争获取的。因此，仅从阶级斗争的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框定，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十分模糊。列宁后来在《国家与革命》中补充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⑤列宁结合俄国的具体实践，将“何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评判标准概括为了两个重要维度：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明确强调，必须是两者兼有，而非任选其一。当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界定还有发展的空间。他说：“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⑥这就意味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固守和简单占有原有的结论，而是要借助实践的力量，拨开层层的理论障碍和迷雾，根据新情况得出必要的新结论。 毛泽东的自我界定与对“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回答 毛泽东对“何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问题的评判与衡量标准，在他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所作的自我界定当中得以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体现仅仅只是在方向和逻辑指明意义上的。毛泽东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⑦从谈话内容中能够看出，毛泽东自1920年夏天伊始便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那时的毛泽东只是极为有限地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内容，而远非从整体上驾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回忆道，在三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作用下，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中，只有《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夏天(8月)出版的，其他两部著作则分别是1920年10月和1921年1月出版的。⑧这意味着在1920年夏天，毛泽东仅读过《共产党宣言》以及少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所以，此时的毛泽东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政治立场和信仰转变意义上的自我界定和自我认可。自这一时段开始，他从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社会进化论等“大杂烩”中挑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改良派的理论比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刻，一直到1920年底，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的态度和看法才有所转变。他在给蔡和森、萧子升写的信中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⑨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自从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后就树立起了从未动摇过的坚定信仰，基于此便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所以，对于1920年的毛泽东而言，评判一个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看他是否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革命道路以进行救亡图存的运动。而此时的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把握的最重要的维度就是阶级斗争。他后来回忆道，在1920年前后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⑩可见，此时的毛泽东对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界定是从是否认可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理论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走出困境这一单一维度切入的。这并不足为奇，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11)。所以，毛泽东最初也是将马克思主义看做一种救亡图存的理论工具加以研读并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