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6)03-0063-08 《岭外代答》成书于淳熙五年(1178)，是一本带有笔记性质的历史地理著作，①作者周去非(1135-1189)，字直夫，温州永嘉人(今温州)，曾两度任官广西。其家族世代居住在温州永嘉县西的松台山，其先祖可追溯到北宋著名学者周行己，他的弟弟周鼎臣与侄子周端朝也是当时有名的士人。据《宋元学案》记载，他是张栻的学生：“学于南轩，尝从之桂林”。[1]当时颇有声势的“永嘉事功学派”对他应该也有影响。周去非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学者有着广泛的接触，这在楼鈅、范成大、杨万里及张栻的文集中都留下了相关记载。 从《自序》可知此书是周去非依据任职广西时的笔记而成：“盖尝随事笔记，得四百余条”，[2](P.1)计二百九十四条，共十卷，二十门，是周去非通过亲身见闻、引证史书等方式对广西地区的自然风光、行政机构、周边域外、人文遗迹、物产风俗等各方面所做的翔实记述，且体例严谨。张辉把宋代的笔记结构分为七类，《岭外代答》即属于结构形式最为完善之类。[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认为该书“实足补正史所未备，不但纪土风、物产，徒为谈助已也”。[4] 然而，本文并不打算研究《岭外代答》作为广西地方史、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史料价值如何，而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试图考察其中蕴含、显露的南宋士人关于“蛮”的文化心态的转变及其重要历史意义。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所记录、描写的“蛮”与“岭外”并非仅仅是物质性的实存，更是一个用空间架构的文化世界，透露着那个时代的士人对于“蛮”和“岭外”的态度、认知、构建与想象。所以，本文关心的并不是这些相关的历史记录是否符合历史真相，是否客观，那些荒诞不经的想象、令人惊诧的偏见还有荒唐可笑的错觉等，都是极其重要的，它们和事实纠结混融在一起，透露着那个时代具体可感、细节丰富的文化心态。 在北宋，面对强大的契丹、西夏政权，兴起了带有民族主义意味的“严夷夏之辨”的思潮，至于南宋，金占据中原，民族危机更趋严重，“严华夷之辨”遂成为清议主调。[5](P.76-77)而在另一方面，随着统治中心的南移，南宋对于“岭外”广西的开发与管理日渐加强，广西在南宋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如沈晦、张孝祥、范成大、张栻等大批著名士人前往广西任地方长官。在这种情况下，本是“荒外之地”的广西、属于“夷狄”的“蛮”走进了南宋士人的视野，并逐渐被纳入“华夏”的边界之内，成为被包含在“我者”之内的“他者”。那么，南宋士人对待“蛮”和“岭外”有着怎样“特殊”的立场和态度?他们怎样认识“蛮”与“华夏”的差异?又是怎样理解和解释这种差异?怎样进行文化心态上的调整和改变?其历史意义何在? 一、从冷漠隔绝到关心认同 南宋的建立，强化了对广西的管理与开发，大量的士大夫也随之来到广西。周去非、范成大等南宋士人，在任官、游历与接触的过程中，对广西的文化心态经历了从冷漠隔绝到关心认同的变迁。这些笔记的沟通对象是内地的士大夫群体，其写作的目的是希望把广西介绍给内地士大夫群体，进而从文化上包容接纳进自身之中。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专门描绘了南宋士人关于广西的部分观点，透露出一种冷漠隔绝、乃至充满偏见与歧视的眼光。如《自序》中提到在去广西前，亲朋好友“皆以(广西)炎荒风土为戚”。[6](P.1)到广西后，范成大对当地的赞美之词传至内地后，也甚少得到内地士人的相信：“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闻者亦不能信”，[6](P.5)这表明南宋士人对广西更近于一种漠然不闻的心态。甚至范成大用古人的诗作中关于广西的美好描述，“余取唐人诗，考桂林之地，少陵谓之宜人”，[6](P.1)加之自己对当地自然美景的图绘等方式，也没能改变内地士人的这一无动于衷的态度：“顷尝图其真形，寄吴中故人，盖无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争也”，[6](P.6)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南宋士人对广西冷漠隔绝的排斥心理。但到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在《序》中则转变为“亲故相劳苦，问以绝域事，骤莫知所对者……应酬倦矣，有复问仆，用以代答”，[2](P.1)众多亲朋好友询问他在广西的所见所闻，正是为了应对这些人的关心与好奇，周去非在自己见闻的基础上，参考他书完成了《岭外代答》。从范成大到周去非所描述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察觉到南宋士人关于广西的文化心态发生了细致微妙的变化——逐渐从隔绝冷漠转变为关心了解。 这种文化心态的转变，不是简单的源自宋代广西与内地之间差别的缩小。实际上在宋代，广西与内地之间[7](P.2248)尚有诸多方面的鸿沟，如《宋史·地理志》中记载“广南东、西路……大率民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根据现今珠江流域宋代墓葬的考古发掘，可以发现“各类墓葬也必定存在着民族差异。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两广地区的宋墓的确有不少异于其他地区的葬俗”，[8]这表明宋代两广与内地之间在文化风俗方面还存在着较大差别。在南宋强化对广西的开发与治理的背景下，这种文化心态的转变既与深入广西的士大夫自身文化观念的改变有关，②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范成大、周去非等的历史叙述中，把这一关心了解的文化心态传递给内地的士大夫群体，推进了这一文化心态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