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儒就贾”本义考　　

      传统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土商关系问题，一直是史学界比较关注的话题。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日趋活跃，其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士商关系也更加密切。这已是论者的共识。但是有学者进而认为，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士，士、商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故而提出了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①在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明清商人的社会地位能否有如此之高，士商融合的程度能否有如此之深，恐怕仍需进一步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论及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之提高与士商融合问题时，“弃儒就贾”几乎是一个绕不开的论题，被很多学者引为立论的起点或依据。20世纪80年代，余英时先生就提出“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现象”②的观点，然后又进一步指出：“‘弃儒就贾’为儒学转向社会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其关键即在士和商的界限从此变得模糊了。一方面是儒生大批地参加了商人的行列，另一方面则是商人通过财富也可以跑进儒生的阵营。”③其后，张海英、李红岩、李志琴及其他一些学者也相继发表了相同或类似的看法。④但何为“弃儒就贾”，这些学者却都没能作出解释。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考证“弃儒就贾”的本义入手，对相关研究加以反思。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弃儒”释义

      要想准确理解“弃儒就贾”，首先必须明了“弃儒”在当时语境中的涵义。大型古籍数据库的建立，为我们通过所谓“e-考据”⑤方法来理清“弃儒”一词在中国历代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及其涵义提供了可能。“中国基本古籍库”是目前收录中国历代典籍最为完备的数据库。⑥我们通过“全文检索”的方式，分别对“中国基本古籍库”中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不同时代文献中的“弃儒”一词进行检索，除去“弃”、“儒”两字非连用、主语非人和重复出现等三种情况，明清之前“弃儒”一词的使用情况如下表。

      

      

      通过上表可以发现：一是在明清之前的文献中，仅唐、宋、元出现了“弃儒”一词，分别为3、15、10次。二是“弃儒”多与“从事某种职业”构成固定表达模式，如“弃儒出家”、“弃儒习医”、“弃儒就释”、“弃儒学道”、“弃儒入道”等。三是“‘弃儒’+从事某种职业”的表达模式滥觞于唐，宋、元正式出现。如唐的3例分别表述为“投弃儒书”、“捐弃儒业以即戎事”、“弃儒服”，宋元正式出现了“弃儒习医”、“弃儒出家”、“弃儒就释”、“弃儒学医”、“弃儒入道”、“弃儒学道”等表达模式。

      明、清“弃儒”一词的出现频率较唐、宋、元有了明显增加，且几乎都为“‘弃儒’+从事某种职业”的表达模式，明128次，清359次。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疑问：儒学在先秦即已出现，并在汉代武帝时期取得独尊地位，但为何“‘弃儒’+从事某种职业”的表达模式到唐才开始出现并在明清达到高潮呢？我们认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弃儒’+从事某种职业”这种表达模式中，“儒”并非指“儒学”，而是指“儒业”，即读书应科举之业。所谓“弃儒”，是表达“弃儒”者不再选择科举之路，而要另谋他业之意；“弃儒”行为的发生与“弃儒”者儒学水平之高低并无必然联系，即“弃儒”者不一定是儒生或士人。

      从科举发展的脉络来看，这种解释当是合乎情理的。尽管隋炀帝创建进士科标志着科举时代的开始，但“因国祚短促，进士科的影响还未充分显露”⑧，故隋代尚难出现“弃儒”的声音。唐代科举的影响力开始显现，“搢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⑨，“弃儒”之声遂开始出现。宋代科举逐步得到完善，元代科举虽继续发展，但有所反复，故影响不及宋，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何元代的“弃儒”者尚不及宋代多。明清时期，“政府对科举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社会对科举的重视也几近于顶礼膜拜的地步”⑩，重视者愈众，科举之压力愈大，故言“弃儒”者也愈众。

      那么，这种解释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尽管表1中的一些事例对“弃儒”的原因表达得较为隐讳，但多数事例还是明确了“弃儒”与科举间的直接关联。如第1条唐代材料中，“大志无心守章句”、“投弃儒书绛帐空”两句诗，即清楚表明王将军弃读书科举而参军之意。第16条宋代材料中，“道士杜光庭……初意喜读经史，工词章、翰墨之学。懿宗设万言科取士，光庭试其艺不中，乃弃儒衣冠入道游”一句，也清楚表明杜光庭弃科举而入道之意。第25条元代材料中，“今窃见各路、府、州、司县民家子弟，多不攻书，虽曾入学，方及十五以下，为父兄者多令废弃儒业，学习吏文，以求速进”一句，更清楚表明这些民家子弟弃科举之学而学习为吏之意。

      为了进一步论证“‘弃儒’+从事某种职业”的表达模式与科举的关联性，我们再以“弃儒就”(11)为检索词对“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明、清文献进行全文检索，结果如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