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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村是指地处沿海且以海洋资源为主要生存来源的自然村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渔业乡和渔业村的数量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建国以来，我国海洋渔村经济组织制度经历社会主义初期、人民公社时期和承包责任制时期。海洋渔业转型、沿海地区高速城镇化以及海洋大规模开发，促成我国海洋渔村的转型。保护和开发渔村文化，将渔村体验与国民海洋意识教育结合，在渔村基础建设中做到统筹规划，加大对渔民群体的关怀，是未来我国海洋渔村发展的重点。
（一）全国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渔业乡和渔业村数量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具体见表1。1976年，全国海洋渔业乡仅255个，2014年增长到378个，见图1。全国海洋渔业村的个数，则从1976年的2308个，逐渐发展到2014年的4177个，见图2。 （二）各省区市发展状况 从海洋渔业乡和渔业村的地区分布看，辽宁、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为我国海洋渔业大省，具体见表2。 
全国各地渔业乡和渔业村数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仅浙江出现较明显下降，可能与该省之前过度捕捞以及东海海域水质下降相关。 二、我国海洋渔村经济社会制度演进 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变迁可谓波澜壮阔。建国初经过一系列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基本实现，但农业经济仍旧十分落后，以渔业为例，1950年的调查表明：自己占有少量船网工具和资本，生活较为富裕的渔民约占5.8%；自己拥有部分渔具，与他人合伙共用或共租渔船，生活仅能糊口的渔民约占30.5%；自己仅有少量渔具或完全没有渔具，靠借贷或出卖劳动力捕鱼的贫苦渔民约占53.8%；完全受雇于渔船主的船工约占9.6%；占有大量船网工具和资本，不劳而获的船网主约占0.3%。经过短暂过渡时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席卷全中国，1954年全国开始推行初级合作社，1956-1967年推行高级合作社，1958年出现人民公社。[2] 1952年中共中央发布渔业工作指示，划设渔业县、区、乡，将试办的一批渔业合作社推行到全国，1956年全国渔民都基本加入合作社。[3]41人民公社中，“大锅饭”的分配生产经营机制和极端平均主义思想的弊端逐步显现，农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梨园乡小岗村农民按手印签订大包干的“秘密协议”，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之后全国大部分渔村也推出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至1986年，全国沿海渔民渔业82%的渔船实行“以船核算”，个体承包代替集体渔业。此后各地农民和基层干部又因地制宜，发展出更加多元化的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形式。[4] （一）社会主义初期 1949年解放后，为尽快恢复我国海洋渔业经济，保障副食品供应，各地相继成立相应组织发展渔业，例如，上海成立国家领导管理的上海水产公司，管理上海的渔业生产和渔货市场。各郊县成立渔民协会，对分散的渔民实行协调管理。海洋渔业比较集中的崇明县开展取缔渔行、渔霸，实行鱼货由渔民自产自销的政策，引导渔民按自愿原则走上由渔民自行管理的渔业合作社，渔民的生产热情得到极大调动，产量大幅提高。与此同时，渔民从分散的捕捞经营逐步走向合作经营，从以船为家的到处漂泊过渡到陆上定居的集中生活，随着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现代渔村跃然纸上，渔民的生活及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改善。[5] （二）人民公社时期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农村合作经济以及人民公社体制要求下，所有农民几乎都成为人民公社集体中的一员。海洋渔民因其流动性及水域产权不明确等原因，比普通农民参加集体合作经济更为不便，但为适应社会制度要求，渔民还是和广大农民一样，走上集体合作之路。为改善渔民生活状况，发展渔业生产，农业部在原水产处的基础上设立水产管理总局，并把独立劳动的渔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共同解决生产难题。[3]21-22 从1953年开始实行渔业互助合作组织到1958年渔业人民公社的建立，渔民实现从个体单独进行生产经营到集体生产经营的转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革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一种全新生产经营方式，打破之前以传统小农经营为代表的生产方式，使渔民以一个整体的有组织的经营阶层出现于社会经济中。传统渔民往往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固定住所，较之传统的耕作农民，渔民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几乎和流民一样。渔民的互助合作和人民公社化，使他们拥有自己特定的社会组织村落，开始新的生活。渔业的集体化是我国渔业社会经济史上一次巨大而深远的变革，对于改变渔民长期以来贫困的生活处境和低下的地位有革命性作用，符合我国渔民的根本利益。[3]2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