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织图》就是以农事耕作与丝棉纺织等为题材的绘画图像，在我国有非常久远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耕织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耕织图》，指所有与“耕”与“织”相关的图像，铜器或瓷器纹样、画像石图像、墓室壁画等。狭义的《耕织图》则仅指南宋以来呈体系化的耕织图，通过成系列的绘画形式将耕与织的相关环节（如浸种、耕、灌溉、施肥等）完整呈现出来，并且配有诗歌对图画略作说明。相比之下，宋之前的《耕织图》总还是停留在分散表达的阶段。①从宋至清，我国至少出现了十几套不同版本的呈系统化的《耕织图》，如南宋楼璹《耕织图》、元代程棨《耕织图》、明代邝璠《便民图纂·耕织图》及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朝《耕织图》与《棉花图》等，是为我国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瑰宝之一。② 由于反映的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耕织”活动，因此在性质上，目前学界基本都是将呈系统化的《耕织图》作为农学著作来看待的。如作为我国系统化耕织图“母本”的南宋楼璹《耕织图》就被称为是“我国第一部图文并茂的农学著作”③。《中国农学史》、《中国农学书录》、《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中国农学遗产文献综录》等著作，均对《耕织图》有著录。基于这一定性，在谈及《耕织图》的编纂意义时，研究者基本都强调了其在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巨大意义与作用。如国内研究《耕织图》的集大成者王潮生就认为：“图与诗的结合提供农民仿效操作的范例，其目的是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的，是一种社会化、大众化的科普著作。”④臧军认为《耕织图》发挥了农业技术的普及推广功能，推动了中国古代蚕织、棉纺等生产技术的发展。⑤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阅读历代《耕织图》，我们就可以发现，所谓的“技术推广”其实是一种“幻象”——虽然不能说《耕织图》就完全没有技术推广的意义。之所以如此，是由《耕织图》的一系列特点决定的，如前后因袭而少有变化、存在大量的技术描绘错误、重场景描绘而轻操作流程与技术细节等。虽然闵宗殿、张家荣等也曾注意到《耕织图》所描绘技术的某些讹误之处⑥，但一方面都是针对个别技术细节的论述，并没有从整体上论述《耕织图》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也未对讹误与技术推广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基于此，本文将以宋以来呈系统化的《耕织图》⑦为具体对象，就它们所反映技术体系的不足之处进行细致论述，并进而对中国古代《耕织图》的功能意义略作重新评价。 一、“停滞”的技术描绘 从宋至清，历代《耕织图》在画面内容上基本都是相互沿袭而少有变动，而事实上耕织技术体系一直是在发展变化的，试想怎么可能清代却去推广南宋时期的耕织技术呢？ 从南宋至清末，历代王朝创作了多幅《耕织图》，其中南宋楼璹《耕织图》是第一部系统化的耕织图（创作于1133-1135年间）。后世《耕织图》，从图像内容来看，基本都是以楼璹《耕织图》（清代《棉花图》及光绪年间的《桑织图》、《蚕桑图》除外）为“母图”创作而成的。如元代程棨《耕织图》完全据楼图临摹而成，不论画幅还是画目与楼图完全一致。明代邝璠《便民图纂》耕织图也完全是据楼图而来，只是在画目上有所变动，由原作的45图变为了31图，另在每幅图的名称上也有所变动，如将楼图的“布秧”改为“布种”、“淤荫”改为“下壅”等，再就是将楼璹五言诗删去并改配吴歌。但不管在形式上有多少变化，在内容上却并无实质性变动。康熙《御制耕织图》也同样是据楼璹《耕织图》（或摹本）增减而成：在“耕图”部分增加了“初秧”、“祭神”两图，“织图”删去了“下蚕”、“喂蚕”、“一眠”3幅，增加了“染色”、“成衣”二幅；画目次序上，楼图“持穗”之后依次为“簸扬”、“砻”、“春碓”、“筛”、“入仓”，康熙图则为“春碓”、“筛”、“簸扬”、“砻”、“入仓”与“祭神”。虽然也有变化，但并无实质性改变。雍正《耕织图》除在画目名称上稍有改动外（如将织图的“祀谢”改为“祀神”），与康熙《耕织图》基本相同，也就是说也是以楼图为最终“母图”的。乾隆《耕织图》则是完全据元程棨《耕织图》而来，也就是据楼图而来。另外他命陈枚所做《耕织图》是据康熙《耕织图》而来，也同样是据楼图而来的。嘉庆则是补刊乾隆《耕织图》，很明显就是楼图的再版。至于《耕织图》之外的《棉花图》，也同样存在完全照搬的现象，即嘉庆《棉花图》只是乾隆《棉花图》的补刻。 关于中国宋元之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问题，学界曾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即“农业技术停滞论”，而之所以出现停滞，又与“人口压力”有直接关系。这一观点最先由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提出，其后伊懋可、黄宗智、赵冈等也曾加以论证，“并为几乎所有中国（大陆与台湾）学者所接受”⑧。对此，许多学者进行了批驳与质疑。⑨确实，由宋元到明清，中国传统农业技术虽然没有大的、突破性的发展，但发展变化还是有的。但由于在《耕织图》的创作上，基本都是以楼图为“母图”，因此这种技术上的变化并没能在图中反映出来。以“持穗”（有的称“打稻”）为例，历代《耕织图》的画面均为几位农夫手持连枷敲打稻穗的场景，即用连枷来脱粒。但实际上，由宋元至明清，江南地区水稻脱粒的主要用具，经历了一个由连枷变为稻床、稻桶（又称掼床、掼桶）及牛拖曳石磙的变化过程。连枷，据离楼璹时代不远的《王祯农书》（作于1313年）记载，“击禾器……今呼为连耞。南方农家皆用之。北方获禾少者，亦易取办也”⑩。说明连耞这种脱粒用具在当时南方地区的运用确实很普遍，楼璹《耕织图》所描绘的也的确为当时的实际情况。至于后世的稻床与稻桶，王祯《农书》未见记载，但却提到了与之有些类似的掼稻簟，即掼稻用的竹席。“掼，抖擞也。簟，承所遗稻也。农家禾有早晚，次第收获，即欲随手收粮，故用广簟展布，置木物或石于上，各举稻把掼之，子粒随落，积于簟上。”(11)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完全照搬了王祯《农书》关于连枷的记载，只字未改。另《农政全书》也提到了掼稻簟，在完全照搬了王祯的记述之后，徐光启加了自己的评论：“玄扈先生曰：不如掼床为便。”(12)说明当时已有了掼床（稻床）这一农器。另外，还出现了用牛拖曳滚石于场圃内碾压脱粒的方式。对此，与徐光启基本同一时代的宋应星曾有如下记载：“凡稻刈获之后，离稿取粒。束稿于手而击取者半，聚稿于场而曳牛滚石以取者半。凡束手而击者，受击之物，或用木桶，或用石板。收获之时，雨多霁少，田稻交湿，不可登场者，以木桶就田击取。晴霁稻干，则用石板甚便也。凡服牛曳石滚压场中，视人手击取者力省三倍。但作种之谷，恐磨去壳尖减削生机，故南方多种之家，场禾多借牛力，而来年作种者则宁向石板击取也。”(13)这说明当时在水稻脱粒上，已根据天气、用途等采取了不同方法，但用连枷者已很少。到清末、民国时期，随着牛力的减少，稻桶、稻床更是成为最普遍使用的脱粒农具。(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