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词一直是汉语学界关注的对象。量词的语法化研究帮助我们认清了量词演变过程，如李讷和石毓智（1998）、张谊生（2003）、蒋颖（2005）等。从认知角度对量词系统在汉语中的产生与发展进行解释具有一定意义，但是语言结构的变化或是新增成分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由认知等外在因素决定的，而必须从语言结构自身寻找结构变化或者新增成分出现的基础。认知方面的原因只是触发量词产生的外在动因，而语言内部结构的构造特点才是量词产生的根本原因。 本文认为，量词的产生以及句法功能的变化等一系列过程均以名词短语内在结构为依托，通过内部句法操作实现了某一句法功能，并在特定位置上固化而成为功能性成分。本文将从句法分析的角度对量词的产生以及功能演变进行论述。 1.汉语数量结构变化及量词的发展 数量结构①是量词主要的句法分布环境。从汉语数量结构的演变来看，汉语中量词的产生要晚于单位词的使用。汉语量词是伴随可数名词数量结构的变化而出现的新的词类范畴。古汉语不同时期的文献印证了汉语量词发展的轨迹。 安丰存（2007）、安丰存和程工（2015）对汉语可数名词（countable noun，CN）与不可数名词（uncountable noun，UCN）的数量意义表达方式进行了历时考察，发现汉语数量结构和表量结构的变化整体上呈现出以下趋势②： CN：数-名 名-数 名-数-名 名-数-量 数-量-名 UCN：名-数-单位 名-数-单位 名-数-单位 数-单位-名 数-单位-名 汉语可数名词数量结构经历了“数-名”结构到“数-量-名”结构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不是语言突变的结果，而是夹杂了不同的演化过程。其中经历了“名-数”结构、“名-数-名”结构、“名-数-量”结构，最后，可数名词数量结构确定为“数-量-名”结构。其中“名-数-名”结构被称为反响型量词结构（echo classifier structure），一般认为是量词的发展雏形。目前量词语法化以及语言类型学视角下对汉藏语系语言量词现象的研究认为，反响型量词结构是量词形成的原始结构（戴庆厦、蒋颖2005）。不可数名词单位词表量结构则相对稳定。不可数名词的数量意义表达方法在世界各语言中无一例外地使用单位词。但是可数名词的数量意义表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使用量词的语言，名词一般没有单、复数的形态变化；另一种是不使用量词的语言，名词一般有单、复数的形态变化（Greenberg 1972）。 黄载君（1964）很早就对名词数量结构的演化进行过归纳。他以“马”的数量意义表达为例，认为数量意义表达结构经历了如下的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 Ⅰ Ⅱ Ⅲ Ⅳ Ⅴ 词类组合 名-数 数-名 名-数-名 名-数-量 数-量-名 用例 马五 五马 马五马 马五匹 五匹马 但是本文认为，汉语数量意义的第一个阶段是“数-名”结构，“名-数”结构要晚于“数名”结构，否则，“名-数-单位”序列结构中，“数-单位”部分就会失去句法结构的依存。而且，也不符合下一个阶段“名-数-名”结构出现的语言结构逻辑基础。 汉语数量结构整个演变过程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新增成分量词的出现。我们认为，语言的新增成分必须出现在某一固定的结构格式中，这样才可获得系统性发展。新增成分的出现有其认知方面的动因，但语言的自身结构必须为新增成分提供结构基础。 2.量词属性及数量结构句法构造研究综述 生成语法发展到最简方案阶段以来，对汉语数量结构的研究逐渐升温，如Li（1997，1998，1999）、Cheng & Sybesma（1999）、Pan & Hu（2000）等。这些研究虽然只探讨了数量结构的句法构造，没有分析量词的属性，但确定了量词的中心语地位，并有自己的句法投射。 根据Ouhalla（1991）以及Napoli（1993）对功能语类所做的描述，汉语量词具有功能语类的所有特征。安丰存、程工（2009）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根据量词的发展过程以及其所具有的功能语类特征，提出了轻名词（light noun）这一功能范畴，以确定量词的形态句法属性，并在DP内部增设nP层级，确定了量词在名词短语结构中的层级位置，从而进一步分析了汉语数量结构的句法构造，即：
该结构的建立体现了量词的功能语类特征以及量词与名词之间的结构关系。量词是名词个体化标记成分，除具有指代作用外，还具有次范畴化的作用，相当于英语的复数标记。该语类可以对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进行区分，从而预测数词在结构中出现的可能性。 潘海华、安丰存（2012）通过对英语和汉语名词短语比较，并根据CP内部核心层级CP-TP-vP-VP构造，以及可数性-单/复数“一致”关系-名词指称属性内在的逻辑关系，提出了DP核心层级结构应为DP-AgrP-nP-NP，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