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573(2016)03-0063-07 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各方面关系日益密切，港人的本土意识却未曾消弭，反而日渐增长。香港本土主义成为香港社会运动的重要场域，不仅出现频率愈趋频繁，而且参与人数愈渐增多，本土抗争日趋政治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香港本土主义运动是一种以香港本土及地区认同为出发点，打着香港优先或本土利益优先旗帜，诉诸本土意识的新型社会运动。香港学者将2003年七一大游行视为香港民间反抗精神重新出发的起点[1]，认为其促成了新一代本土意识。香港回归后的本土主义运动兴起于文化保育领域，“本土文化意识冒起，可见于之数年的保卫香港运动，包括零六及零七年间的保卫天星皇后码头运动，以及零九、一零年的保卫菜园村行动”。[2]此后，香港回归后的本土主义运动迅速获得强大心理动能和政治能量，港人本土政治意识与港式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理念相积聚，在香港不同政党和社区群体的社会行动中转化为具体政治与利益诉求。目前香港本土主义运动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捍卫香港地区文化价值和经济利益的文化本土主义运动，如尊重香港自身文化、重视香港本土特色、为身为香港人感到自豪、保护香港地区经济利益等诉求，以2007年保护皇后码头运动以及2010年反对建设广深港高铁运动、2014年来反对自由行等为典型代表；二是具有强烈政治诉求的政治本土主义运动，以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2014年驱蝗运动以及为“港独”摇旗呐喊的零星行为为典型代表，有着明显的分离主义倾向。维护香港本土文化价值和经济利益的香港本土主义运动有其合理空间，但其分隔香港与内地联系的主张和做法与全球融合潮流不相时宜；香港本土政治运动则容易导致自治、分离和独立的危险。尤其是香港右翼本土主义运动提出了极端的香港主体诉求，它采用一种不同于左翼本土主义的以鼓励“排他性”为手段的民粹主义策略，直接诉诸族群性政治，[3]需要得到密切关注和有效应对。 一、香港回归后本土主义运动产生的根源 香港本土主义运动是人们观察香港社会的一面明镜，其兴起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原因。香港回归后的本土主义运动产生根源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香港本土主义思潮的催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文化氛围、社会制度和不同寻常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香港形成了一种以地缘情感、集体记忆、历史经验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香港本土主义思潮。香港本土主义思潮的内核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港人本土意识。香港学者吕大乐认为，香港本土意识被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香港意识是在香港生活的经验体现。[4]香港学者孔诰烽认为，“香港本土主义”是指一种认同资本主义“香港生活方式”、港式消费文化、以香港为家的观念。[5]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指出，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强调保护香港本地人利益，常以“香港的核心价值”来识别香港与内地，以港式文化、价值以及港人生活方式为基础，其突出现象是保护“具有本港历史意义”的建筑。[6]可以看出，香港本土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反映港人精神世界状况、价值观念取向与思想意识倾向的“晴雨表”。随着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香港本土主义不再只是“我系香港人”(粤语)这一简单口号，其中隐藏的“主体性”渐渐显现于回归后的港人诸多诉求与争拗之中。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在与香港各种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国族主义的对话、交流、争论中提升到情感记忆、逻辑认知、理性批判层次。[7]当前香港本土主义思潮突出表现为文化保护意识、捍卫香港地区及港人切身利益以及主张香港本土人授权、控制与管制本土政府。 香港本土派都主张本土优先，但具体主张仍有差别。从文化与身份认同角度，可将香港本土派分为区隔派、切割派和独立派三类。[8]区隔派主张本土优先，认为在照顾好香港人前提之下，香港才能去支援和鼓励别人。区隔派主张香港本土的同时，既不否定中国也不否定中华。也就是说，在认为自身是香港人的同时，不反对自己也是中国人。不反对中华文化，不主张族群仇恨或完全切割，不主张用“蝗虫”等标志性语言形容中华民族。切割派也主张本土优先，强调香港未能自保前不应分散力量去帮助别人。在主张香港本土的同时不否定中华，但否定中国。它认为香港是中华文化一份子，甚至是保存中华文化较为完整的地方。但是，切割派在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中华人之时，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如陈云的城邦自治论和“中华联邦论”认为，香港作为中华文化继承者，在成功自保建立一个自治与自给自足的城邦之后，可以帮助中华文化在中华大地(包括大陆)内实现复兴。尽管基于现实主义政治的考量，陈云曾宣称香港自治目的在于防卫与保护香港固有的自治与主体性，不挑战中国主权或介入中国政治，但是要将香港打造成“非国非市”的绝对自治城邦独立体，其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独立主张。独立派主张本土优先的同时，既否定中国也否定中华。在它看来，香港与华夏文明、中华文化无关，香港人与中国人无血缘关系。香港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应通过民族自决方式独立出来。可以看出，三个派别都高举“本土优先”旗帜，但立场则有温和与激进之分。区隔派在香港政府政策上提倡本土优先，但不主张透过族群差别、族群切割甚至族群撕裂来阻止所谓的强势大陆人的“入侵”，没有明显的独立或自治信念，属于温和本土派，在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上属于左翼本土派阵营。切割派虽未在思想上与大中华情结完全切割，但其强调甚至夸大香港族群与中国族群的分别，主张“族群意识切割”以保证香港的主体化，有明显的自治信念，有时隐性地主张独立。港独派走得最远，明确主张香港脱离中国母体实现完全独立。[9]切割派和独立派无疑属于激进本土派，在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上属于右翼本土派阵营，具体包括以陈云为代表的城帮派、以林忌为代表的自治派以及以黄世泽为代表的港独派等。以香港民族自决论为理论旗帜的港独是最为极端的香港本土派，坚持片面而狭隘的爱港立场，反对爱国论，有着明显的分离主义倾向。 二是经济因素的刺激。香港本土主义运动兴起有其固有的经济根源。20世纪70年代初形成的香港本土意识建基于当时“亚洲四小龙”起飞时期香港经济快速发展的自豪感。然而，近些年来香港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同时，基尼系数不断攀升，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中国内地经济发展却较为迅猛和稳健。内地游客自由行以及促进香港与内地贸易的《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等政策，虽使香港重获经济活力，但也使得香港更为依赖内地的资金与政策，本土经济发展的空间遭到挤压。诸多经济活动的收益，并未普遍惠及到香港普通市民和年轻人，而是落入到大财团及地产商之手。因而，香港市民极度反对特区政府以经济增长为优先价值的发展模式，在保护天星皇后码头以及反高铁等香港城市运动中，本土主义者主张把香港城市的合理规划放在首位，更为关心香港普通市民的民生福利问题的解决。内地居民强劲的消费能力给香港普通市民带来强烈的心理失落冲击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其正常生活空间和降低了其生活质量。
